票，除了看场电影或蹲在自动快餐店 [5] 里吃上一个肝泥香肠三明治外，他从不外出。他用业余时间撰写专栏，挣点外块——那数目，我听说是一个月五十美元。因此这是彼此满意的交易：花一笔小钱，克拉姆绝对奴役着他的受鞭伴读 [6] ；受点小折磨，芬尼可以把剪报粘在剪贴簿上，把《劳工领袖》上的所有垃圾剪下来扔进他带家具的房间里的废纸篓里，睡前小声说个不停，直到睡着，再做个彻底自由的美梦。
不管怎样，就是这个人，可以让索贝尔为他的新闻报道中的语法问题而道歉，看着这一幕，真令人伤感。当然，也不可能永远这样。一天，它终于结束了。
那天，芬尼把索贝尔叫了过去，向他解释什么是分裂不定式 [7] ，索贝尔蹙着眉，努力理解着。他俩都没发现克拉姆一直站在自己办公室门口听着，他盯着湿乎乎的雪茄嘴在研究，仿佛味道极差。他的办公室离这里只有几尺远。
“芬尼，”他说。“你应该去当英语老师，在高中里谋个职位。”
芬尼一惊，想把铅笔别在耳朵后面，却没注意那里已有一枝了，两枝铅笔啪嗒一声掉在地上。“嗯，我——”他说。“我只是想我——”
“芬尼，这我不感兴趣。把铅笔捡起来，请听我说。仅供参考。我们不指望索贝尔先生是个精通文学的英国人，他该是受过教育的美国人，而对此，我完全相信。我说清楚了吗？”
当索贝尔走回自己的办公桌时，脸上的表情仿佛从监狱获释归来。
从那时起，他放松下来；或者说几乎是从那时起——与这种转变牢牢粘在一起的是奥利里的帽子。
奥利里是城市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编辑中最优秀的人之一（打那以后他干得很好；现在你经常能在某份晚报上看到他的署名文章），那年冬天他戴着顶帽子，是那种防水布做的，雨衣店里就有得卖的帽子。这帽子并没什么特别时髦之处——实际上，它松软下垂，奥利里戴上它脸显得更小——可是，索贝尔心里一定对这顶帽子羡慕不已，把它看作记者身份的象征，或者洒脱不羁的象征，因为一天清晨，他戴着顶一模一样的帽子来上班，只不过是全新的。可戴在他头上比戴在奥利里头上更糟，特别是他穿着那件粗笨的外套。但他似乎很喜欢这顶帽子，为了配这顶帽子还慢慢形成了一套新的做事风格：每天上午，当他坐下来打例行电话（“我是《劳工领袖》的利昂·索贝尔……”）时，食指轻轻一弹，让帽子往后翘起；当他有采访任务要外出时，他把帽子潇洒地往前一拉；当他回到办公室写他的报道时，他把帽子一扔，让它旋转着挂到衣帽钩上。一天结束，临下班时，他把定稿扔进芬尼的文件篮里时，帽子斜斜地遮住一侧眉毛，然后他绕着肩膀一甩大衣，貌似随意地扬手再见，然后大步走了出去。那时我心里总有着一幅他的画面：他一路坐地铁回布朗克斯 [8] ，研究着漆黑的地铁玻璃窗上自己的影子。
看来他立意要热爱这份工作。他甚至把家人的照片都带来了——疲惫可怜的妇人和两个孩子——他用透明胶带把照片贴在桌上。而我们其他人，除了一盒火柴，从不会留任何个人物品在办公室过夜。
二月末的一个下午，芬尼把我叫到他油腻腻的办公桌前。“麦凯布，”他说。“想不想为我们做个专栏？”
“什么样的专栏？”
“劳工杂谈，”他说。“坦率的工会栏目，从杂谈或闲聊的角度出发——小幽默、人物这类的东西。克拉姆先生认为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栏目，我跟他说，你是这个栏目最合适的人选。”
我不否认我有点轻飘飘（毕竟，我们都局限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可是我也有点怀疑。“我能署名吗？”
他开始紧张地眨巴眼睛。“哦，不，没有署名，”他说。“克拉姆先生不想让这个变成署名文章。听着，这些家伙会把他们得到的所有信息给你，你只要把它们收集起来，组织一下。这只是你在上班时间干的活，是你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他的意思。“也是我日常薪水的一部分，”我说。“对吗？”
“没错。”
“不，谢谢，”我告诉他，接着，我觉得自己很是慷慨，我建议他找奥利里试试。
“不，我已经问过他了，”芬尼说。“他也不想做。没人想做。”
当然，我本该猜得到，他按名单挨个问过了办公室里的每个人。从这时已将近下班来看，我断定我接近这名单的末尾。
那天晚上下班后，我们离开办公室时，索贝尔紧跟在我身后。他像披斗篷似的披着大衣，袖子空荡荡地晃着，当他敏捷地避开人行道上的一摊污水时，手紧扶着那顶布帽。“告诉你个秘密，麦凯布，”他说。“我要为报纸做个专栏。谈妥了。”
“是吗？”我说。“有钱的吗？”
“钱？”他眨眨眼。“我要跟你谈谈那个。我们去喝杯咖啡吧。”他领我进了铺着瓷砖、热气弥漫、亮堂的自动快餐店，我们在靠墙角的一张湿漉漉的桌子前坐下后，他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芬尼说没有钱，明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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