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说好吧。他说也不能署名，我说好吧。”他又眨眨眼。“做事聪明点。”
“你是什么意思？
“我是什么意思？”他总是像这样重复你的问题，玩味它，黑眉毛高高挑起，让你等待答案。“听着，我把这个芬尼看透了。这些事情他 拍不了板。你以为他能决定这里的什么事么？你最好放聪明点，麦凯布。克拉姆 先生说了算。克拉姆先生是个聪明人，别骗自己了。”他点点头，举起咖啡杯，可是嘴唇给烫了回来，他撮起嘴，吹开热气，开始小心而不耐烦地抿着咖啡。
“嗯，”我说，“好吧，可在你着手干之前，我去跟克拉姆核实一下。”
“核实？”他把杯子往桌上重重一放。“核实什么？听着，克拉姆先生想办个专栏，对吗？你以为他在乎我能不能署名？或能不能加点钱——你以为如果我专栏写得好，他就会小气地为我涨点薪水？那你是痴心妄想。芬尼 就是一个例子，你难道不明白吗？他担心自己的 专栏不保，他 才不会便宜我呢。明白吗？所以，行了。我谁也不会去找，我把那个专栏写出来再说。”他用僵硬的拇指戳着自己的胸口说。“利用我自己的业余时间。然后我会拿着它去找克拉姆先生，我们来谈正经的。你就别管我了。”他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胳膊放在桌上，两手捧着杯子，吹着热气，只是没有喝咖啡。
“那好，”我说。“我希望你是对的。如果那样能行就好了。”
“啊，也可能不行。”他让了一步，他的嘴扭成思索的模样，头也偏到一边。“你知道，这是场赌博。”可他这样说只是出于礼貌罢了，是为了减轻我的嫉妒。他可以表现出疑虑，因为他压根就没有疑虑，而我看得出他已经想好怎么跟他太太说这件事了。
第二天上午，芬尼到我们每张桌子前绕了一圈，指示我们把能找到的任何闲言琐话都提供给索贝尔；专栏计划下一期就推出。后来我看到他跟索贝尔在商量，简单告诉他这个专栏该如何写，我发现全是芬尼在说，索贝尔只是坐在那里，喷出一口口轻蔑的细烟。
这一期刚刚付印，所以离专栏的截止期还有两周。一开始，没有发现多少消息——很难从我们报道的工会里得到什么新闻，更别提什么“闲谈”了。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有谁传给他张纸条，索贝尔总是皱眉看看；或草草写上几个字，或把它扔进办公桌抽屉里；有一两次，我看到他把它们扔进了废纸篓里。我只记得我给他的有一条是：我分管的当地蒸汽管装修工工会代表隔着关上的门冲我叫道，那天不要打扰他，因为他妻子刚生了双胞胎。可是索贝尔不想要这消息。“这家伙生了双胞胎，”他说。“那又怎样？”
“随你便，”我说。“你手头有很多其他材料吗？”
他耸耸肩。“有一点，我不着急。可是，我跟你说件事——我不会用太多这些垃圾的。这种闲话。谁他妈的会看这些东西？你不能把整个专栏全塞满这种垃圾。你得用些东西把它们拼在一起。我说得对不对？”
还有一次（现在他满嘴里说的只有专栏），他笑盈盈地说：“我太太说我现在变得跟以前写书时一样糟了。写，写，写。可她不在乎，”他补充道。“她对这件事真是很兴奋。她逢人便说——邻居们，所有的人。星期天她哥哥过来看她，问我这份工作怎么样——你知道，一种自以为是的口吻。我一声没吭，可是我太太高声说了：‘利昂在为报纸做一个专栏’——她详详细细跟他说了一切。伙计，你真该看看他那张脸。”
每天早上，他把前一天晚上干的活带来，一沓手写的稿子，用午饭时间把它打出来，坐在桌前一边嚼着三明治，一边修改。每天晚上，他最后一个回家；我们走时，他一个人还心醉神迷地专心敲着打字机。芬尼不停地烦他——“索贝尔，那个特写做得怎样了？”——可他总是眯着眼、凶狠地扬起下巴，回避这个问题。“你着什么急？我会给你的。”说完他冲我眨眨眼。
交稿日那天清晨，他来上班时脸上还粘着一小块手纸；刮胡子时一紧张把脸给划破了。不过，其他方面，他看上去还是一如从前自信满满。那天早上没人打电话——截稿日我们全都在誊写、校对——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摊开定稿最后读一遍。他十分专注，竟没发现芬尼站在他手边了。“你想把那特写给我吗，索贝尔？”
索贝尔一把抓起稿件，傲慢地用前臂把它们遮起来。他目不转睛地望着芬尼，说得那么坚定，看来这两周他一定在练习：“我要把这个给克拉姆先生看。不是给你。”
芬尼气急败坏，脸扭成一团。“不，不，克拉姆先生没必要看这个，”他说。“再说，他还没来。来吧，给我。”
“你在浪费时间，芬尼，”索贝尔说，“我在等克拉姆先生。”
芬尼嘴上嘀咕着，避开索贝尔洋洋得意的目光，回到自己桌前，读《百老汇直击》进行校对。
那天早上我在排版桌前忙自己的活，往第一版块上贴样张。我站在那里，与难以操纵的页面版式和粘满胶水的剪刀搏斗，索贝尔悄悄走到我身后，看上去焦躁不安。“麦凯布，在我交上去之前，”他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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