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的交往。我没敢看。当然了，我的意见微不足道。我对她说：你应该发表这些日记。后来，我想我只是耸了耸肩膀而已。
那些日子，安妮常常提起的话题之一就是年龄、岁月，还差几年就满四十岁了。起初，我以为她是在撒娇（一个像安妮这样的女子怎么会担心快到中年的事呢？），但是，我立刻明白了，她的担心有实际意义。有一次，安妮的父母来西班牙。当时我不在赫罗纳。等我回来的时候，他们三口已经去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了。
不久，安妮和那位建筑师的关系就非常文明地结束了。她开始跟一个过去的学生，机器进口公司的技师来往。那人不爱说话，个子矮小，对安妮来说就太矮小了，二人的差距，如果说得附庸风雅些，可以说不仅在于身材而且是形而上的，但是，我认为如果非要说出来，那就太无礼了。我想，那个时候安妮三十八岁，那技师四十岁。他比她大，这是主要的优点。一天，我彻底离开了赫罗纳。等我再回来时，安妮已经不住在歌剧电影院对面的房子里了。我没大在意，因为她知道我的新地址，可是有好长时间我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在我没有见到安妮的那几个月里，她在欧洲和非洲旅行，出过一次车祸，甩了那位机器进口公司的技师，接待了保罗的来访，接待了琳达的来访，开始跟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同居，手臂上由于神经方面的原因，有过感染，阅读了几本薇拉·凯瑟、尤多拉·韦尔蒂、卡尔森·麦卡勒斯的作品。
终于，有一天，安妮来我家了。那时，我正在院子里除杂草，忽然，我听见了她的脚步声，回头一看，果然是她。
那天下午，我俩做爱，好像是用它来掩饰再度相逢的快乐。几天后，我去赫罗纳看她。如今她住新城里了，是一间小阁楼。她告诉我，邻居是位俄罗斯老人，名叫阿列克谢，她从来没见过如此温柔和有教养的男人。他头发很短，丝毫不掩饰白发。我问她那一头漂亮的披肩发怎么不见了。她说，剪掉了，现在像个老嬉皮士了。
她就要去美国了。这一回，陪同她的是那位阿尔及利亚人。我估计他俩要在巴塞罗那的美国领馆去拿签证，恐怕有麻烦。我说，这下子事情严重了。她没吭声。她说，领事馆的人以为这位阿尔及利亚人打算永远留在美国。我问：难道不是吗？她说：不，不，不是这样的。
后来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已经不记得我俩说了一些什么，互相通报了什么情况，大概是些无关紧要的事吧。后来，我就走了，再也没见到她。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她一封信，是用西班牙语写的，地点是美国大瀑布城。她告诉我，她姐姐苏珊服用了过量的巴比妥药自杀了。她父母、姐姐的伴侣（一位米苏拉地方的木匠）都崩溃了，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自杀。她说，我宁可沉默，痛上加痛没有意义啊，或者说，痛上再加三个有缺陷的闷葫芦，没有意义啊。好像痛苦还不能成为足够的疑问，或者说，痛苦还不足以回答所有的疑问。她说，在离开西班牙前不久，接到了比尔打来的几次电话，以此为苏珊之死画上了句号。
据安妮说，比尔白天想打电话就打电话，几乎每次总是以骂她告终，几乎总是以互相对骂结束。在最后几次通话里，比尔威胁说，要去赫罗纳杀了她。她说，荒谬的是，跑到西雅图的却是她，而仔细想一想，在西雅图她实在没什么朋友可看望的。关于那位阿尔及利亚人，她什么都没说。但是，我推测，那人已经到了美国，就在她身边，或者，这宁愿是推测，免得做噩梦。
后来我就没有安妮的消息了。
几个月过去了。我搬了家。搬到海边去了，住到了一座60 年代胡安·马尔塞[2] 捧上天去的小村庄里。我工作很多，问题很多，很难做点什么与安妮有关系的事情。我记得后来我就结婚了。
终于，有一天，我乘火车回到了灰色的赫罗纳，回到安妮住过的小阁楼。正如我想像的那样，给我开门的是一位陌生的女子。她当然想不起来那位老房客是谁。临走前，我问她楼里是否住着一位俄罗斯老先生。那陌生女子回答说，是的；她让我去敲二楼的一个门。
一位年事已高的老先生为我开了门。他费力地拄着一根特别引人注目的圣栎木拐杖走路，看上去更像是一件武器。他记得安妮。实际上，他记得几乎所有在20 世纪发生的事情，但他承认，这并不值得夸奖。我解释说，好久没有安妮的消息了。我来找他，就是听听有什么消息没有。他说，消息不多，只收到几封美国来信，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很想在美国多生活一段时间。他趁机简要告诉我他在纽约度过的岁月以及在大西洋城当赌场总管的经历。后来，他想起了那些信，赶忙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花工夫去找信。终于，老人拿着三张明信片回来了。他说，都是从美国寄来的。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我才明白他完全疯了。在一切范围里，我觉得都是合乎逻辑的。我觉得合情合理，提前走到尽头，心身放松下来了。
那位俄罗斯老人从热茶上方递给我三张明信片。是按照到达的时间排列的，用英文写成。第一封来自纽约。我认出那是安妮的字。说了一些家长里短，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