肤黝黑，头发全白。安妮瘦高，颧骨突出，头发栗色，很直。二人在柜台前坐下来。我的视线很难离开他俩。好久没见过如此漂亮的一对男女了。二人非常自信。非常傲慢和令人不安。我想，整个咖啡馆都似乎应该给他俩下跪才成。
不久，我再次见到了比尔。那时，他正走在赫罗纳一条街上，当然已经不再显得那么漂亮。更像是在做梦，好像有急事。几天后，我正在从家里（位于采石厂大街）出来，看见了安妮。我下坡，她上坡。我俩互相看了对方一眼。安妮记得，那个时候她已经离开了语言学校，当私人英语老师，收入颇丰。比尔已经走了。她住在奇想咖啡馆对面，对面还有歌剧电影院，位于赫罗纳老城区。
我认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和安妮经常见面。虽说此前没说过话，但是互相认识。我估计，如同小城市居民的习惯，在某个时刻，我俩互相打了招呼。
一天上午，我正在步行街跟赫罗纳一位老画家（名叫贝普·克罗梅尔）聊天，安妮停下来，第一次跟我说话。我不记得我和她都说了什么，大概是姓名国籍之类，最后，我邀请她晚上来我家共进晚餐。那是圣诞节，也许差几天，我准备了比萨饼，买了一瓶葡萄酒。我俩聊得很晚。就是在那一次，安妮告诉我她多次到过墨西哥。总的来看，她的冒险经历与我极相似。安妮认为，一种生活，或者一种青春生活，总是与另外一种相似，尽管客观上有所不同，甚至对立。我则认为，我和她在某种程度上走过了同样的道路，经历了同样的战争、冲突，接受了同样的情感教育。到了凌晨五点钟，也许更晚些，我俩上床，做爱。
突然之间，安妮就变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在开头的两周里，性爱是个托辞，后来我明白了：超越我俩性爱之上的是友谊在互相吸引对方。那个时候，我经常晚上八点去她家，那时她已经下了最后一节课，我俩一直聊到深夜一两点钟。其间，她准备一些点心，打开一瓶葡萄酒，听听音乐，或者下楼去奇想咖啡馆喝酒，聊天。在这家咖啡馆门口常常聚集着赫罗纳很多瘾君子，而且看见本地一些坏小子在周围转悠也并非怪事。但是，安妮常常回想起旧金山的坏人，真正的坏蛋。我常常回想起墨西哥的坏人。于是，我俩哈哈大笑，但说真的，至今不知道在笑什么，也许因为庆幸自己还活着吧，仅此而已。凌晨两点，我俩分手。我回采石厂大街高地的住处。
有一次，我陪安妮去巴塞罗那德赛乌丝诊所看医生。那段时间，我常常跟另外一个女孩交往。安妮跟赫罗纳的建筑师走动。一走进候诊室，安妮轻声对我说，他们可能把你当成我丈夫了。这话听起来并不奇怪（让我高兴）。有一次，我俩一起去维拉德穆尔斯。安妮希望我认识一下格洛丽亚。但是，那个周末格洛丽亚没露面。但是，在维拉德穆尔斯，我发现了此前一直仅仅是怀疑的事：安妮可能与众不同，也可能是另外一种人。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周末。安妮不停地喝酒。丹不加解释地进进出出他的房间（他正在写作）。而我则不得不忍受着克里斯蒂娜或者丹从前的一个女学生的存在——巴塞罗那或者赫罗纳典型的白痴，比美国人还美国人。
第二年，安妮去了美国。她要去大瀑布城看父母和姐姐，然后打算去西雅图看比尔。我收到一张来自纽约的明信片。后来，又收到一张来自蒙大拿的明信片。但是，没有西雅图的。后来，收到一封来自旧金山的信，她告诉我，在西雅图与比尔的会面糟透了。我想像着她在琳达或者保罗的住处写这封信的样子：喝着酒，也许还哭着，虽说安妮不常哭泣。
等安妮再回西班牙的时候，她带回来几件美国的东西。一天下午，她让我看看那些东西：是日记，她从到旧金山不久开始写起，直到第一次与比尔和拉尔夫见面不久之后为止。一共三十四本，每本不到一百页，两面都写，字体很小，写得很快；里面不乏图画、设计图（我第一次看见这些设计图的时候，问她是哪里的图，她回答说是理想的住宅、想像中的城市规划图或是居民区设计图、一个女人应该走的路线图道路图，还有语录。
那些日记本放在客厅的一个抽屉里了。我当着安妮的面，一本本翻阅，后来我的拜访成了十分奇怪的事情：
进门后，我坐在客厅里，安妮放音乐，或者开始喝酒，我静悄悄地埋头阅读日记。我俩偶尔说几句话，通常都是我问她看不明白的地方，什么短语啊，生词啊。当着日记作者的面前，埋头阅读那些文字，有时感觉非常痛苦（真想放下日记，跑到她身边去拥抱她），但更多的时候备受鼓舞，尽管无法细说是哪一类的鼓舞。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不知不觉中浑身在发烧。真想大喊，或者闭上眼睛。但是，安妮的文字有种力量，能让你闭上嘴巴，能给你眼皮上下支上火柴棍，让你不得不继续看下去。
第一批日记中有一本是专门谈苏珊的，用“可怕或者姐妹之情”等字眼都不能概括它。有两本是在托尼自杀后写的，内容是对青春、爱情和死亡的质问和探究，还有对台湾和菲律宾景物的模糊描写（托尼没跟她去菲律宾），还有西雅图的街道和影院以及墨西哥特有的晚霞。有一本日记中叙述了她和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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