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是作者理想之所在，阿斯塔菲耶夫的着眼点是在人的行为的纯粹的所谓人性和道德价值，这种时候，行为的社会价值也退到次要的地位。就像阿基姆在原始森林里的扶厄救人行为要远远高出于他合同上规定要完成的狩猎指标的价值一样。

作者通过道德滤色镜看出来的事物都别有一种色彩。航标灯技术的改进从社会价值观点来看是新成就，但使得“勇敢”号航标船从此结束历史使命，帕拉蒙·帕拉蒙内奇失去了心爱的职务。船员们只能散伙。阿基姆心里在估量的是这件事的道德价值：

“这些待在中心地区的人真是闲得没事干，干吗老是把人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弄得人不得安生？一会儿是铁路停建了，一会儿鲍加尼达村没有了，一会儿是母亲不在人世了，家庭也拆散了，一会儿又生出了个新鲜事——灯标换成自动的了！”阿基姆忿忿然地想道。

这种思想里当然包含着怀旧的伤感，但也确实透露了作者独具的道德眼光。用这种眼光来观察社会现象，就能看到事物某些不易被察觉的方面。《鲍耶》里父亲被捕。将渎职贪污的人绳之以法，本是法律的公正和威力，但是阿斯塔菲耶夫认为，执法者的行为一样要经过道德价值准则的检验。这种情况下同样容不得冷酷和不公正，鲍耶之死就用来说明这一点：“这一条生下来就是为了要和人类共同劳动、一起生活的狗，终于也没有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打死它，它声音嘶哑地号着，最后跟人一样悲痛地叹了一口气，死了，好像是在可怜谁，或者责怪谁。”（《鲍耶》）在社会含义上明明是正确的行为里作者偏偏要找出否定的道德人性含义，这正是作者观察问题方式的独特之处。

但《鱼王》里的道德感也并非都是这样曲折隐蔽。更多的倒是义形于色、情见乎词的。阿斯塔菲耶夫并不拘泥形式，有时加进直截的旁白，有时借重象征隐喻，寄托深意，形式固然不同，抒发道德义愤则一样。小说里有很多地方写到狗，然而都不是闲笔：

……据说狗在变成狗以前，也曾经是人，而且不消说还是好人。这种幼稚天真而又神圣的迷信传说，既不适用于那些睡在人们被窝里的小狗，也不适用于一种喂得像牛犊那么肥大的、挂着奖牌的纯种狗。在狗类中，也像在人当中一样，有好吃懒做的，仗势欺人的，光说不动的和贪图私利的。但是莱卡狗决没有沾染上贵族习气的，只有室内犬才会有这种习气。（《鲍耶》）

人们有时候把狗打得很厉害，真是很厉害。而且打的往往是最好的、最有用的狗，那些拉车的、狩猎的狗。养在房里的小狗却不遭这份罪，它们吃的是糖块，伸出爪子向人问候讨好，轻轻地吠几声，仅此而已。（《白色群山的梦》）

这一类借题发挥的道德议论在阿斯塔菲耶夫作品里几乎俯拾皆是。无论是自然现象如风雨晦晴，晨昏寒暑，还是动植物界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作者常常即兴地插入几句议论，然而涉笔成趣，浑然天成，寓意都很深远。这种似虚似实、即景缘情、笔锋常带道德义愤的记叙风格，在七十年代的苏联散文中也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苏联的文学评论界通常把阿斯塔菲耶夫归入道德题材作家行列，这类作家的主要思想特征是评价事物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标准，他们力求从社会习俗的外表后面见出深藏的弊病，以其独特的方式揭示现实社会的不合理处。以往苏联文学所固有的充满政治热情的社会理想往往被所谓焕发着道德激情的哲理所取代。因此作品里的人物也不再是传统的正面英雄人物，而是一种充满所谓“人道精神”的个性。阿斯塔菲耶夫的观点是明确的，他认为“英雄人物并不由作者造成，而是由生活和历史造成，每个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英雄人物。‘四时菜蔬，各有时令’……”[12]他就觉得应该写像阿基姆这样的人物，因为这种人会“脱下身上最后一件衬衫，送给任何人。他给了别人衬衫，但人们会连他的汗衫也剥掉，让他一丝不挂”。“大家都对我说，这有点儿消极。……那就让别人来写积极的人物吧，我就喜爱自己这样的主人公……”[13]

在艺术手法上这类作家又故意虚化具体的社会背景，不介绍人物确切的社会面貌，并且不注意故事情节，只着眼于揭示人物行为的道德含义。苏联文学界历来不重视除现实主义以外的任何当代文学潮流对苏联文学的影响，但是在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意识流一类方法的影响。而在小说观念方面，“非情节”、“非英雄”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显示了当代苏联小说艺术中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他那种包蕴在强烈抒情气息里的批判激情，深藏在浓郁西伯利亚乡土味中的一般人性和那种兼收并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的、娓娓而谈的叙述风格，在苏联小说艺术的发展上大概多少会留下自己的痕迹吧！

本书译者：肖章译《鲍耶》、《一滴水珠》；夏仲翼译《达姆卡》、《在黄金暗礁附近》、《白色群山的梦》；石枕川译《渔夫格罗霍塔洛》、《鲍加尼达村的鱼汤》；张介眉译《鱼王》；李毓榛译《黑羽翻飞》；顾蕴璞译《葬后宴》；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