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那副神情就好像他藏在背后的手里拿着白面包和黄油。我们一下子跳起了身子,双手贴着裤缝立正。我们的嘴上都幻出了幸福的微笑,因为叫你上面粉联合工厂,就等于是送你一件礼物,而且这是何等样的礼物啊!当道岔上还在把空车或者装面粉的、封上铅印的“闷罐子”车调来调去的时候,我们已经美滋滋地吃上了烤小麦或者烘饼,在扳道员小岗亭里的铁炉子上总是不断地用车厢里扫出来的面粉烤着这类玩意儿。
手脚利索的厂校实习生顺手牵羊地把粮食撒进事先扯开的呢上衣口袋里,尽管早知道在出门的时候门卫要搜查,会把这些捞来的东西都抖搂出来,生气的时候还会踢上一脚。但门卫终究也是人。咱们这些“孩子们”在某个地方也会对他们中间的什么人照样办事,干上一架,门卫们做出已经疲于和我们斗争的样子,私下却也希望行得春风有夏雨,而且“孩子们”中间有人对他们也不无孝敬,因此他们往往唾上一口,骂上几句,有时候再踢上一脚以示儆戒,但对于呢上衣夹层里、胸前口袋里和缝在裤腰上的小袋子里的粮食却“视而不见”。晚上,我们在宿舍火炉的灼红的风门上烤小麦,劲头十足地嚓咔嚓咔嚼着麦粒,学着门卫的样子,追述着我们如何灵巧地骗过他们的情景,而且设想着下次来的时候怎样更巧妙地蒙住他们。
现在这面粉联合工厂就在机身底下。灰色的蒸馏塔、管道和烟囱都像嵌在山坳里一般,露天地方一辆调车机车在忙碌着,还是带烟筒的!调车机车现在已经没有了,而这一辆保留了下来,喷着烟,鸣响汽笛,像吹肥皂泡一般,两个椭圆的,一个圆的。这是怎么回事?鸣一下长的,表示向前,两下长的——后退,两下短的,是停车,不走了。或者正好相反:一长是后退,两长是往前?信号制度记不清了。生活在逝去,它的标志也渐渐黯淡下去。我们厂校的棚屋也没有了。它们都是匆匆忙忙建造起来的,干打垒[5]的墙。都朽坏了。它们简陋寒伧,人们就把它们从地面上抹掉了。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式样的、多层的、一律灰色的工房。
就这样,当我俯视着面粉联合工厂,回想铁路厂校的时候,又差一点错过了格列米亚契峡谷,那里的河道已经停止了喧嚣——昔日潺潺溪流,今日一望平沙!
在机翼下方一掠而过的山的凸面上有一些耀人眼目的新建筑物,这是此地科学城的光秃秃的令人很难有亲切感的房屋。眼前又是一片岛屿,像掉落在河中央的一张绿色的树叶,但眼光几乎没有在它上面停留,眼睛急于搜索另一个处所,一见到它我的心就会不由自主地下沉。
沙隆圩,即沙隆桥墩,被爆破得坑坑洼洼像是在袋里放久了的一块灰色糖块,这里是我妈妈最后的栖身之地。
据说,一个人的灵魂,只要在这个人世间还有怀念它和爱它的人在,它就会存活下去,不会死灭。如果我不在人世了,那么妈妈的灵魂也将安息,最终摆脱磨难,因为她并不会在什么天堂里受折磨,而是因我而受折磨,因为我乃是她的继续,她的血肉和精神,是她的未竟的思想,她的歌,她的笑,她的眼泪和喜悦。
我们在高处飞着,我已经不靠视觉,而是单凭眼底的感应就察觉到了大斯里兹涅夫卡河口近旁那长满了密密麻麻细草的小丘岗,也觉察到了那反射出亮光的大秃山仍和从前一样延伸到小斯里兹涅夫卡河。
在大斯里兹涅夫卡河上的山脊和丘岗上全是野火烧过的痕迹。我活了这半辈子,但从没有去过斯里兹涅夫卡河上的山脊坡面地带,即使我的祖母、祖父和同村的人也都不曾去过那里。蘑菇、浆果在山麓下也比比皆是。岩崖上的林木也没人去砍伐。大自然好像是有意为之,要让这些枝干细直、匀称、挺拔的黄灿灿的松林在蔚蓝的天穹下显示美色。但是那些有眼不辨美丑的晶体管工厂的工人们,在健身房里练够了身体,却爬到山岩上来,在那里寻欢作乐,尽情放浪之余,意犹未尽,就放上几把野火。
在小斯里兹涅夫卡河的布满履带印痕的陡岸上,一年之前还有两棵杨树瑟瑟缩缩站在那里,这是卡西扬诺夫斯克护林所辖下硕果仅存的两棵树木了。这附近一带有唯一的一所果园,是一个脾气古怪的姓拉普宁的人从树林中移来各种树木辟成的,在这个果园里只有两棵杨树是外来的。喝醉了酒的拖拉机司机用履带把它们推倒在河里,完全没有什么道理,只是因为闲得发慌的缘故,当这两棵好端端的非本地产的树木在毁灭以前发出咔嚓的断裂声,折断的枝丫像爪子似的伸向天空的时候,他们甚至都没有回头看一下,因此就根本看不见,也听不见;而这两棵树却曾经是飞鸟的栖身地,孩子们的快活林,曾经为果园披上浓萌,为住屋带来清凉,为河流平添过如许美色。
这里是故乡的村庄了。但趁着机身还没有遮掉前方和下方的时候,我转身向右,以目光搜索那穿入像一枚尖针样的河湾里的卡拉乌尔河峡谷,我竭力想找到浮标看守人的那所小屋,那里现在住着城里来住别墅的人们,他们不再种土豆,而尽种些洋荽、莳萝、大黄和土耳其野菊之类。
在五十年代末,死神召走了米沙哥哥和他忠实的伴侣波琳娜。孩子们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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