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我不知道为什么忍无可忍地想照着做体操人的“屁股”踹一脚。
舱主仔细地洗漱了好长时间，又用更长的时间擦干玫红色的毛巾，在镜子前照来照去，自我欣赏，活动自己的肌肉，一边用手掰开嘴，好像觉得牙有什么毛病或者是已经习惯了作怪相。他从桌子下掏出瓶白兰地，一个大酒杯，像只鹅蛋，向里面倒入了琥珀色的液体，然后捧起一杯，喝了几小口，漫不经心地将几瓣橘色的橙子扔进了嘴里。
我看着，感到奇怪。这个人可真的是在哪有了文化，我们呢，也是些一副土头土脸混进知识分子行列的人，这样合适吗？应该文明地大吃大喝，否则就太荒唐了！我们不会打造雅致，不会纵酒作乐中无拘无束的随意。人们那特有的精致的教养，甚至就像对过度生活和安康的厌倦。
我的好友们每逢首都的喜庆日都会聚拢在饭店的单间。抽着烟，嚷嚷着，用唯一的茶缸子轮流喝酒，有人机灵地从卫生间拿来涮杯盆。人们麻木地大口喝着昂贵的白兰地，狼吞虎咽地吃着橙子，有时洗都不洗，没有时间，因为得大声地嚷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嚷嚷它对祖国文学总的危害影响，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因此，不会有人发觉也不会有人记得喝了多少，夜里是向谁花了多少钱买的，是就着什么水果喝的。
早晨，胆大的机灵鬼会去讨好女服务员，把十卢布的纸币塞给她，因为弄脏了房间，砸碎了最后一个酒杯，后背撞掉了墙上的挂画。
舱主不慌不忙地开始穿衣。新袜子、新衬衫、新的灰色毛料裤，上面带着白得像肠虫的吊带。穿上这些，就是啪的吐一口痰嘛，可是他拖拉着，享受了半个小时。用鞋刷刷完鞋，纯褐色甚至于淡红色的鞋，他刮去鬓角稀疏的汗毛，拍打了下肉色秃顶上的细毛。我懂了，这才是他今天生活中担心的主要事情。
他一边做着这些，一边呷着白兰地，还不住地絮叨着，随口说出了在和五金部旅行团“出国航行”，以及局里的四个战友正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着他呢。当提到了在“灯光”（小型的“叶尼塞河灯光”饭店）的相遇后，他已经过些天就去巴黎了。“巴黎的美女啊，哎哎哎！”
“没去过巴黎吗？可……惜啊！不想来口白兰地吗？……”
“我喝家酿酒。”
“您咋这么凶啊？懂了，不走运；懂了，太累了。您真的是作家吗？对不起，外表看起来……”
“您知道，我遇到的所有的作家啊，他们全都不太像的……”
“哈，哈，哈，哈！我看重机智！……”
“哪有什么机智可言？”
这个男青年，他很敏感，善于避开预感到的不妙。他换了一种推心置腹的亲近语调，说：
“读过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第一圈》吗？”
“没有，没读过。”
“您说什么啊？！”他不相信地说。“您是行得通的啊。”
“不，行不通。”
“当真，哼……”
“钻被窝里偷偷地读，和老婆咬耳朵批评当局，在兜里攥拳，我觉得对于自己这个退伍军人和俄罗斯作家来说是种侮辱。因此，我不用什么‘当真，哼……’，甚至不听夜台（收音机）。”
“也没有用啊！瞧着吧，但愿有个新样儿啊！如此看来，人家说文学落后了也不是白说了……”
“落后于生活？”
“就算是吧！”
“生活的秘诀就在这里，小伙子，它，就像是霍乱，起初是落在后面的，但肯定会赶超上去的…………”
“巴黎人”厌烦了，我转身张望着窗外。整个冬天，我们带来着新的生命，“巴黎人”悄悄地偷走妻子的两三份计件工资，把钱存入储蓄所。他在留言里奉承上级，赖掉了给瘦弱的北方弱视男孩的极地补助，那个孩子因此没有了自己的脂肪和维生素。色鬼冬天时一粒粒地啄食，好打造自己“奢侈的生活”。
于是就打造好了！一把糖块不经意撒满了桌子，小橙子星星般地裂开着，“花早已干枯，失掉了芳香”[1]，他闲躺着，抠抠这儿挖挖那儿的镀金小玩意儿闪着光芒，瓶子口用痛苦的塞子塞住了，以防酒香外泄。
酒杯没有立起，侧倒着。酒杯里的白兰地像生鸡蛋一样，不能舔着喝，不能大口地喝，只能吸吮。我真想呕吐，这个苏维埃的小老爷大概还好，习惯了。嗬，我们国家的成就多么的大啊！嗬，我们升到了多么高的才智巅峰啊！
这个失去自我、缺乏我们文明造就的人，曾是或者还是个可爱的人，曾几何时行进在少先队员的行列中，齐声高唱：“我们是少年先锋队员，全都是工农的孩子！……”然后吃着土豆，吃着胡萝卜，得到了技术学院的奖学金。他疲惫的、不言不语的母亲或者带着孩子、被男人抛弃的姊妹则在某个科斯特罗马或者阿尔汉格尔斯克破败的乡村，不然就是在叫做扎托诺耶工人新村边上度日或者过上一辈子。她们活着就是为了连最小的孩子也要成才，使他“成人”。
这些人已经不去送葬，无论步行还是开车。知识分子会在“圣母”圣像前燃起永恒的蜡烛，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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