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乡带来的。他会在妻子同意下喝醉，会听录制的教堂音乐，轻易不往衬衫上落泪。躺下入睡时，忧郁地呜咽：“唉，唉，唉，生活，狗日的诺里尔斯克冒烟的烟囱……妈妈乞求安魂祈祷，可是哪有教堂呢？在这永远死去的冻土上吗？……”
“或者不管是谁落后于谁，那也总有得可追。这样，社会才不会衰败。您也听说了吧：兔子没人追的话，会死绝的。”舱主继续了充满理性的谈话，他兀自做了些准备，进行了某种自我治疗。
“令人震惊的发现。或许不是最好的，但整个理性时代最狡猾的文学因为简单的原因什么都不想赶超，就怕露出原形。”
“您是辩证法学家吗？”
“别提那个啦！我的辩证法真的不是黑格尔式的，我是通过亲爱的父亲和导师的讲话领悟了辩证法的。瞧，在这儿，”我用脚后跟踏了下船舱地板，说，“小伙子，在家乡河岸和实践中，实现了他的召唤：‘干部决定一切！’小伙子，您看看，不是人民，不是个人，而是干……部！总是哪里哪里的，可这个辩证法就是在你们的太阳城得到了最灿烂的实现……”
男青年面色黯淡起来，脸上的红晕一下子褪掉了。他烦躁起来，手插进衣兜里拍打起自己，又瞪大了眼睛好像要找什么东西。这个人真能堵我们还没堵完的碉堡口！这个人真能捍卫朋友，捍卫邻居！这个人真能改变世界啊！
我的邻居又出现了，充满了活力、友善，就像被叶尼塞河风剥掉了层皮。他从枕头下面掏出了一个小的电影摄影机，有个机枪似的小孔，朝着开着的窗户嗡嗡了一阵。因为没有人说话便窘迫地提议到饭厅去：“那有饭菜，确实……”我回答说没有去饭厅的钱，我会挺到目的地码头的，那里我朋友有自家菜园，有不花钱的土豆。
“好吧，这点钱都没有。真是的，听说肖洛霍夫有几百万啊！”
“小伙子，您的消息不准啊！有几百万，这是那些侦探小说家啊，譬如，瓦西里·阿尔达马特斯基。”
“阿尔达马特斯基？阿尔达马特斯基？他写了什么？”
“《阿巴依之路》。”
“啊，啊！是呀，是翻译的小说。按说我是喜欢外国文学的，比如，法国的。没事玩玩文字。Кесь-кесю,месье?[2]”他露出了刷得干干净净的牙齿，说道。
“就像布杰尔维里先生唱的是咱家乡的《松明》[3]歌，彼季帕[4]去指挥的就是特列帕克曲[5]！……”
“这是沃兹涅辛斯基写的吗？”
“您是怎么猜出来的？”
“强烈的节奏。还有激情！激情！”
“是啊，他在咱们国家当真论得上有节奏。叶夫图申科也是节奏行家嘛！总是撕扯开胸前的衬衫！衬衫可是别人的啊，真的，是个壮小伙子。”
“你们认识？”
“上帝不给机会啊。”
尽管做体操可还是胖乎乎的小伙子向甲板蹿去，他腿快地带着一群女孩和弄得嗡嗡响的电影摄影机跑过了窗口，边跑边把手伸进窗户抓了瓶酒和两个橙子。甲板上传来了喊叫声、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甚至鼓掌声。
我的邻居被白兰地和玩乐弄累了后回到了船舱，躺在枕头上半眯起眼睛。我的床铺已经收拾好了，女服务员这会儿却好长时间找不到我根本没用过的毛巾。卷成一卷的床单搭在沙发背上。女服务员一边忙着，找着毛巾，一边不时地充满了怀疑地看看我。我想起认识的一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作家从四层跌到楼梯平台上，屁股撞碎了木条凳。他自己甚至都没有划痕，侧面口袋里的一瓶白兰地也完好无损。他的第一个念头非常接地气，令人吃惊的简单：“真是的，还得赔偿凳子……”
我的思绪也是在围着毛巾打转，甚至想要赔上多四倍的钱，好不让好心肠的驾驶员挨训：“瞧，你弄了个什么家伙到舱里啊！”那个到巴黎-阿达马诺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下面的一个码头，旁边是少先队夏令营里的诺里尔斯克的孩子们，他们受到了某种核污染，娇生惯养，北方的那些“巴黎人”在养足精神，积蓄着力量）前都是我的邻居，我的到达阿达马诺夫前的“巴黎人”会问：“黑利[6]，厄普代克[7]会偷毛巾吗？”
一个小姑娘像只白胸脯的小燕子一样有一两次跑过窗前，头发被风吹得飘了起来。她晃动着扬起的头，欢快地哈哈笑着。每次她闪过窗前时，我邻居的眼皮都会抖动，苍白虚弱的鼻翼也像野兽似的向里翕动着。
是……呀，我强烈地破坏了诺里尔斯克知识分子们文明的休假，强烈地！
“听着，小伙子！这个岬角后是个岛，后面还有一个岛，然后在河岔子拐弯，我和您就会在那告别，请原谅带给您的不便。但作为您问了我那么多问题的交换，我想问您个问题。您总是和我讲诺里尔斯克的奢侈生活，讲玫瑰园、游泳池、薪水、水运和空运的水果，甚至法国的卫生纸，上面还有色情画，可是没有一句话讲到这座城市，就是它的历史……”
男青年眼都没睁，仍然躺在那喘着气，耸了耸肩膀，说：“它难道有历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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