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扬——这是妈妈告诉他们的。在报名入学时小阿基姆说他的父名是卡西扬内奇，可是他口齿不清楚，人们把他的父名写成哈西扬内奇了。哈西扬内奇就哈西扬内奇，这有什么关系？
母亲知道了这事，好似女学生碰见了高兴事，拍着手，像只小鸥似的咯咯笑了起来，嘴里不断重复她那句爱说的话：“真——要——命呀！真——要——命呀！”
妈妈年纪很轻就怀孩子了。头生子小阿基姆生下时她才不过十六岁。妈妈讲给孩子们听过，卡西扬送给了她一双长筒袜和一块头巾，又请她吃了小甜饼和红蜜酒。这么好的人怎么能不爱呢？于是爱上了这汉子，压根儿没想到，就这么亲热一阵子能生出个小家伙，生出个“人”来。十月满胎后，她觉得只是在工棚里出恭了一次，人们就交给了她一个裹在布包里的、皱皱巴巴的、扭动着身体的婴儿。嘻露着没有牙齿的牙床，白乎乎的眼睛合着不睁开。她不大相信，又像是不屑一顾地说了声：“嘿，瞧这阿基姆，真要命呀！是我生下的吗？这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为什么管他叫阿基姆？她到底是从哪儿听来这个名字的，为什么她头脑里忽然间会冒出来这个名字？那只有问她自己了。按她的头脑和心灵来说，她压根儿还只是个没成年的小姑娘。村里的妇女想奚落她，骂她是个轻骨头，但白骂了，因为那个做母亲的根本不明白这个词儿的坏意思，村里的妇女从此也就不再编排她了，倒是想方设法照料她，男人们也趁机和她亲热，没几年，鲍加尼达村便多出了一窝子小孩儿。“谁家的？”过路人问。“打鱼人的。”母亲笑着回答。“是我们大伙儿的。”渔夫们附和说。
渔业劳动组合负责供应北方一个大工地的鱼鲜。捕鱼人并不常待在一个地方，每次鱼汛，人员也都有变换。常驻鲍加尼达村的只有队长、验收员、发报员和一个烧饭的女人。她同时是管理员、总务长、算命人、助产士，而按年龄和她那婆婆妈妈的样儿来说，够得上做所有人的妈妈，这人就是会唠叨骂人又会亮开嗓子大哭大喊的阿菲米娅·莫兹格莉娅科娃。不知什么原因她被送到北方服劳役，但早在战争开始前劳役就已期满，可还是待在这儿没有走，尽管常常虚张声势说一定要抛弃一切，远走高飞了。然而北方比南方更使人留恋。在南方，温暖、舒适，要想得到什么东西不用费力，人烟稠密，人们聚居一起，生活美满，懒懒散散也就把日子打发过去了。但在这里人的意志却要受到大自然的抑制，自然之力威慑一切，人们四顾茫茫，老是在期待某种变化并思慕另一种生活。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故作姿态地逼着自己或别人，说是他这个无牵无挂的人这就要到南方去了，到水果之乡，到风和日丽的海滨去了！但正是这种对另一种美好生活的梦牵神萦，使北方人得以忍受艰辛的现实生活，振奋他们的精神，培养出坚韧不拔的性格来。
渔夫们在村头紧挨河岸的地方盖了一间低矮的小屋。它只有一个窗户，和浴室没有多大不同。屋里搁了木板床，砌了个炕，紧挨着那由“水手”号船上的厚铁板熔制成的炉子。就在这个常年昏暗的小屋里，阿基姆的小弟妹们咿呀学语，哭闹，吃喝，嬉戏，成长。男人们把衣服送来洗涤缀补。起初母亲什么也不会：既不会洗，又不会缝，更不会做饭。人们对她说了句谚语：“经得苦，吃白馍。”虽然她并不知道白馍是啥模样，但渐渐地不知不觉地却被套上了这家务杂事的颈轭。不过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也没有学会那门最困难的科学——如何克服贫穷。只有一件事她是不学就会的，这就是自然而然地、无忧无虑地、高高兴兴地爱她的孩子和一切活生生的人。即使是在最难找到吃食的严冬，她也不愿孩子坐等死亡。她自己从未想到过死亡可以逃避厄运、苦难和贫穷。可能正因为这缘故，一家人好歹活了下来。
被人们称之为“卡西扬家的”孩子活得逍遥自在，无拘无束，也没有人来管教。他们最大的希望和满足就是待到春天来临，重见太阳，享受春天的温暖，能吃到鱼鲜和莓果，而整个鲍加尼达村都在等待上帝恩赐给他们的春天。冬天大雪封门，要有好几个月被锢禁在潮湿的、使人窒息的小屋里，屋外面的雪堆有烟囱那么高，这样的日子对孩子们来说真是度日如年！现在好了，可算盼到了！孩子们有的穿着破衣烂衫，有的甚至连衣服都没有，浑身稀脏地打又湿又臭的窝里跑出了门去。
这群小雏儿被强烈的阳光照得眼花缭乱，清新的空气使得呼吸都感到困难。他们不是跳跃和欢呼，而是攥紧小拳去揉红肿的、掉泪的眼睛。由于败血症而肿胀了的齿龈从张大着的嘴巴里露了出来，他们满怀着疑虑，细看周围的一切，接着抬起苍白的小脸来体验那春天的生气勃勃的温暖，再又伸出小手，接受阳光的抚爱。孩子们觉得头晕，强烈的光线使眼睛刺痛，于是挨着墙根坐了下来，蜷曲起双腿，让缕缕热气沁入幼小的脑门，他们微笑着，打起瞌睡来了。他们之中有几个虽也是脸色苍白，干裂的嘴唇上凝着血块，但体质比较强健，这时拖着乏力的双脚，踉踉跄跄走到化冻不久、春水满溢的叶尼塞河边。他们并不捧起水来洗脸，只是伸手去试水的冷暖，那富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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