衫里满是在扭动、乱钻、繁殖的体虱。我开始一只接一只、一个缝线接一个缝线，将它们杀死。那花了我几小时，而在阿瑟路监狱的每天早上，我都是近乎歇斯底里地仔细翻找，非把它们全杀光不可。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没清干净。即使明知已杀光体虱，已暂时摆脱掉，我还是觉得它们在我皮肤上，恶心地蠕动、搔痒、爬行。渐渐的，月复一月，可怕东西寄生身上的恐惧，把我逼得快要崩溃。白天时，清早点名后直到晚餐之间，我们在一个大院子里活动，那院子与我们的寝室相接。有些人玩牌或其他消遣。有些人跟朋友聊天，或在石头步道上设法睡觉。许多人拖着细瘦跳姗的腿，茫然走着，脸皮抽动，自顾自地疯言疯语，撞到墙仍不知道掉头，得靠我们轻轻拨一下，调整方向，他们才脱身。
在阿瑟路监狱，中餐吃的是清清如水的汤，汤舀进我们的浅铝盘里。晚餐四点半吃，除了跟中午一样的汤，还加了一块薄煎饼。汤是用几种蔬菜削下的皮和废弃的末尾部位煮成，有一天用甜菜的皮，隔天用胡萝卜皮，然后是南瓜皮，诸如此类。从马铃薯上切下的芽眼与碰伤的部分，拿来煮汤，密生西葫芦坚硬的末端、轻薄如纸的洋葱外皮、沾着烂泥的芜著碎皮，也不浪费掉。我们从未见过结结实实的蔬菜，那些东西都落人狱卒、牢房舍监的肚子里。我们所喝的汤，汤清而无色，＿卜面浮着碎皮或如茎的蔬菜末端。每到用餐时，舍监就推着大桶子进我们的院子，桶里可舀出一百五十份汤，但寝室里有一百八十人。为填补不足，舍监倒两桶冷水进汤桶里。他们每餐这么做，每次行礼如仪地点名，还有，每次他们添水解决这问题时，总是一副亏他们想得出这妙计的夸张模样。然后，每次这么做之后，必定粗声大笑，没有例外。晚餐后，六点时，狱警再点一次名，把我们关进长寝室。然后，我们有两小时聊天，抽向舍监买来的大麻胶。在阿瑟路监狱，受刑人每个月配发五张配给票。有渠道弄到钱的人，也可以另外购买配给票。有些人拥有好几捆数百张配给票，他们拿来买茶（两张配给票买一杯热茶），还有面包、糖、果酱、热食、汤、刮胡刀等相关产品，以及香烟和服务（帮忙洗衣服或做其他杂事的服务）。配给票其实是监狱里的黑市货币，六张配给票可以买一小球大麻胶，五十张可以买一针盘尼西林。有些贩子也卖海洛因，六十张配给票买一剂，但舍监坚决不让海洛因出现在监狱里。海洛因毒瘾是少数足以让人克服恐惧、挑战施虐者威权的事物之一。大部分人神智够清楚，懂得害怕舍监那近乎没有限度的权力，有合法的大麻胶可抽就满足了。寝室里常飘着大麻香味。每天晚上，受刑人聚成数群唱歌。十二人或更多人围坐成一圈，把铝盘翻转过来，当成手鼓轻敲，唱起最喜爱电影里的情歌。他们用歌声诉说心碎，诉说丧失所爱的所有伤悲。某一圈人或许唱起某一首特别喜欢的歌，然后，由第二群人接着唱那首歌的下面几句，再由第三、第四群人接着唱，最后又回到第一群人。在每一圈十二或十五个人外面，围着二十或三十人，负责打拍子、伴奏。他们边唱边哭，坦然地哭，也往往一起大笑。靠着音乐，他们彼此帮助，使已被这城市抛弃、遗忘的爱，永远跃动于心中。
在阿瑟路监狱的第二个星期结束时，我与两个年轻犯人见面，那时他们再不到一小时就可以获释出狱。马希什告诉我，他们一定会替我把话带到。他们是目不识丁的单纯乡村青年，来到孟买，碰上警方搜捕无业青年，糊里糊涂就被捕。未受到任何正式起诉，他们在阿瑟路待了三个月，终于要出狱。我在一张纸上写下阿布德尔·哈德汗的名字和地址，在一张小纸条上告诉他，我人在牢里。我把小纸条递给他们，保证我只要出狱，一定酬谢他们。他们双手合十表示祝福，然后离开，脸上带着灿烂、乐观的笑容。
当天更晚些，舍监要全寝室的人集合，口气比平常更粗暴，并要我们紧挨着排成数列蹲下。我们看着那两个想帮我的年轻人被拖进寝室，往墙边一抛。他们已半昏迷，挨过一顿毒打。脸上的伤口在流血。嘴肿，眼睛癖青，裸露的双臂和双腿上，满是铁皮竹棍打的蛇皮状伤痕。
“这两只狗想替那个白人带讯息到外面，”舍监大个子拉胡尔用印地语向我们咆哮，“凡是想帮那个白人的，下场就是这样，懂吗？现在这两只狗还得在牢里，在我的寝室，待六个月！六个月！你们谁敢帮他，谁就会有这种下场！"舍监离开寝室去合抽一根烟，我们跑上前去帮那两人。我替他们清洗伤口，用布条包扎最严重的地方。马希什帮忙我，处理完后，他带我到外面抽线扎纸卷小烟卷。“不是你的错，林。”他说，看着外面的院子，一些人正在院子里，或走或坐或抓衣服里的虱子。
“当然是我的错。”
“不，老哥，”他很慈悲地说，“是这个地方，这个阿瑟路监狱的错。这种事，每天都发生。不是你的错，兄弟，也不是我的错。但现在，你真的麻烦大了。这下子没有人会帮你，就像在科拉巴拘留所一样。我不知道你会待在这里多久。你看那个老潘都，那边那个？他在这寝室已待了三年，还没有上过法庭。阿杰在这里待了一年多。桑托什没有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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