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替报纸和宣传手册撰文。我花了数年工夫研究、揭露那类人所犯的罪行。为了替那些罪行的受害者讨回公道，我站上抗议的最前线，投身约一百场的警方暴力冲突。而现在，与这类人打交道时，我仍感到些许往日的仇恨和叫人窒息的愤怒；但我所熟悉的岁月已然消逝，那个带着革命理想的社会运动人士，早已把理想埋葬在海洛因和犯罪中。而且我还是个通缉犯，列名悬赏的通缉犯。我是帮派分子，每天都和哈德的黑帮联合会为伍。因为联合会出手相救，我才能脱离狱中的折磨。
因此，我在哈德的组织里善尽职责，协助那些杀人如麻的魔头逃过被处决的命运。他们当权时处决了许许多多的同胞，最后失势，被自己的同胞判死刑，却因我相助，逃过一死。但我不喜欢这工作，不喜欢他们，也让他们知道，我不喜欢。每一次交易我都尽可能压榨他们，惹得他们暴跳如雷，而我则从那种愤怒的反应中得到些许慰藉。那些周顾人权的家伙还讨价还价，叫我怒不可遏。要他们拿出刮自民脂民膏的钱，还一副义愤填膺的模样。但最后，他们全都让步，同意我们的条件。最后，他们付出大把钞票。
在哈德拜的组织里，似乎没有人和我一样愤怒或羞愧。这世上大概没有哪群人比职业犯罪者更痛恨政治和政治人物。在他们眼中，所有政治人物都是无情且贪腐的，所有政治体制都偏袒有权有势的有钱人，欺压无力反抗的穷人。久而久之，在某种意义上，我渐渐认同他们的观点，因为让他们产生那种观点的经验，我也亲身体验过。牢狱生涯已让我对侵犯人权有了切身的体验，法庭每日的判决，更证实了我们对法律的认知：不管在哪个国家，哪种制度底下，有钱人总是能用钱让司法天平倒向他们。另一方面，哈拜德组织里的犯罪分子，展现了让诺斯替教派信徒也欣羡不已的“人人平等”作风。他们不管客户的肤色、信仰、种族或政治立场，询问客户的过去时绝不予以评断。不管对方有多纯真或多邪恶，他们都只问一个问题：你多急着要？答案决定价格，每个付钱买了护照的客户，从此重生，过去的历史和罪恶，在成交那一刻一笔勾销。没有哪个客户比较好，也没有哪个客户比较烂。
埃杜尔，迹尼做生意唯利是图，完全不管道德是非，满足将领、佣兵、盗取公共财产的人和残酷求刑者的需要，丝毫不觉得良心不安。放空一切道德，使他们每年净赚约两百万美元。对于这收入的来源或得到这样的收入，埃杜尔·迎尼从不觉得良心不安，但在花掉这些钱方面，他却迷信宗教。保住恶人性命所赚到的每一块钱，都用于一项难民拯救计划，那是哈德拜制定的计划，为了安置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伊朗人与阿富汗人。每有军阀或其党羽买走一本护照，就代表替伊朗、阿富汗难民买了五十份护照、身份证或旅行证。因此，在心灵迷宫中，命运喜欢围绕着贪婪和恐惧，独裁者付出了高额费用，拯救了许多因独裁而遭逢不幸的人。
克里须纳和维鲁把他们变造护照的本事全部传授给我，一段时间后，我开始实际下场，为自己试做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及英国护照，创造新身份。我的功夫没他们好，永远也赶不上他们。高明的伪造者是艺术家，他们的艺术眼光必须涵盖刻意创造的污痕，好让假护照的每一页都显得逼真自然，就和变造或做出来的细节一样毫厘不差。他们创造的每一页都是一幅迷你画，具体而微地体现他们的艺术才能。印章稍稍盖歪的角度或随意盖成的模糊印迹，对这些迷你油画来说很重要，就像大画家的肖像画中，玫瑰垂下的形状、位置和颜色也很重要。不管是以怎样高明的技艺完成，那效果始终都孕育自艺术家的直觉，而直觉是不可言传口授的。
我能帮的，就只是替每本新出炉的护照编造历史。从外国人那里弄来的旧护照，里面的旅行纪录往往有几个月，乃至几年的空白。有些护照上的签证早已过期，必须从护照上“抹除”那段过期时间，护照才能用。为了在最后一次签证到期前，盖上孟买机场的出境章，让人以为护照持有者已在签证有效期间内出境，我开始利用维鲁刻制的备用出入境印章，为每本护照打造国与国之间移动的历史。我一点一滴地将每本护照更新，最后让每本护照都有印度的新签证，盖上孟买机场的入境印。填补那段空白的一连串出入境印，一律得先经过缤密的规划，才能盖下。克里须纳和维鲁搜集了各大航空公司的飞行日志，里面列有所有进入、离开欧、亚、非、美洲的航班和各航班的起飞日期及抵达时间。如果在某本英国护照盖上一个印，表明护照持有者已到过那地方，比如七月四日，抵达雅典，就表示我们盖印前已确定，那一天有一班不列颠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雅典机场。通过这种方式，每本护照都有了有凭有据的旅行资历，拥有飞行日志、时刻表、气象资料支持的旅行资历，从而使护照的新主人有了可信的个人经历。
我第一次试用自行伪造的护照，是在国内的转机航线上，也就是所谓的“漂白”路线。孟买有数千名伊朗和阿富汗难民想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和其他地方寻求庇护，但那些国家的政府拒绝。只要能踏上那些西方国家的土地，他们就可以自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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