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庇护者，交由投奔国评估申请庇护是否正当。他们是政治难民，名副其实的寻求庇护者，因此他们在投奔国境内提出的申请往往会如愿。关键在于要先把他们弄进加拿大、瑞典或其他热门的庇护国。
“漂白”是我们用的办法。孟买的伊朗人或阿富汗人想买机票前往那些庇护国时，得出示那些国家发的最新签证。但他们无法从合法渠道拿到签证，更别提假签证了，因为一比对领事馆的纪录，假签证就会立即被识破。因此我用假签证，买一张飞往加拿大或瑞典的机票。身为打扮体面、欧洲面孔的白人，我通关时向来只受到草率的检查，从来没有人特意去查证我的签证。我要帮忙的那位难民，则买了同班飞机上的国内线机票，从孟买到德里。我们登机时收到登机证，我的是绿色国际线登机证，他的是红色国内线登机证。飞机一升空，我们就交换登机证。到了德里机场，只有持有绿色国际线登机证者，可以留在机上。我拿着国内线登机证，在德里下飞机，让那位难民继续飞往加拿大或瑞典，或我们选定的任何目的地。抵达后，他会宣称寻求庇护，核定庇护的过程随之展开。在德里，我会在五星级饭店待上一晚，然后买另一张机票重复这过程，漂白，和另一位难民搭同班飞机从德里飞往孟买。
这办法很管用。那几年，我们偷渡了几百名伊朗、阿富汗医生、工程师、建筑师、学者和诗人，到他们指定的国家。
每往返一趟漂白航线，我就赚进三千美元，有一段期间，我每个月跑两趟。我坐了三个月的国内线班机，从孟买到德里、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再返回孟买，接着埃杜尔·迎尼派我出第一次国际走私任务。我带了十本护照到扎伊尔。克里须纳和维鲁已利用从扎伊尔首都金沙萨寄来的订户人头照，将那些护照变造成天衣无缝的假护照。我用塑料袋封好，用胶带贴在身上，穿上三层衣服，飞到闷热、重兵而极度混乱的金沙萨国际机场。
那趟任务非常危险。那时候，扎伊尔是中立地带，夹处在诸多血腥战争之间，如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苏丹、乌干达、刚果等，情势混乱。扎伊尔是行事疯狂的独裁者蒙博托的禁裔，在那王国境内，每桩犯罪活动的利润，都有一部分流入他的口袋。蒙博托甚得西方强权欢心，因为西方强权主动兜售的昂贵杀人武器，他一律买下。莫布图用武器对付国内的工运人士和社会改革者，西方强权即使看不过去，也从未公开表示过关切。西方政府在招待国王和总统的迎宾处所，隆重款待这位独裁者。在这同时，有数百名男女在他的监狱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而那些西方政府也正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追捕我。我心里很清楚，我的走私护照任务一旦出差错，在蒙博托的首都被捕，西方政府的这位盟友会很乐于替他们除掉我。
不过我喜欢金沙萨的狂野不羁，从黄金、毒品到火箭发射器，各种违禁品在这里公开买卖，生机勃勃。这城市到处是来自非洲各地的佣兵、逃犯、罪犯、黑市投机商，以及睁大眼睛、冷血无情的机会主义者。在那里我感到如鱼得水，如果可以，我会待得更久，但不到七十二小时，我就得把护照交给对方，收回十二万美金的货款。那是哈德拜的钱，我急着交给他。我匆匆搭上飞回孟买的第一班飞机，向埃杜尔·迎尼报到。这趟任务，我的报酬是一万美元，得到实地经验，认识了逛尼组织的非洲分部。那时候我觉得，得到那份认识和经验，值得冒这样的险。那笔金钱报酬不重要。即使只有那报酬的一半或更少，我大概也会干。我知道大部分孟买人跑这么一趟，报酬比我低许多。
除此之外，我还置身险境。对某些人而言，危险是毒品，甚至是春药。而对过着逃亡生活的我、每日每夜害怕被杀或被捕的我而言，危险是另一种东西。危险是我用来杀死压力这条恶龙的长矛。危险有助于我入睡。每当我去危险的地方，做危险的事，就有一股新的恐惧笼罩着我。那个新恐惧会盖过忧虑，那大半时候让我忧心得睡不着的忧虑。任务完成，新恐惧渐渐消失，我整个人会陷入疲乏后的平静。渴求危险工作的人，不只我一个。那趟任务期间，我遇到其他经纪人、走私者、佣兵，他们兴奋的眼神和肾上腺素激发的本能反应，和我不相上下。他们和我一样全在逃避着什么，他们全在害怕他们无法真正忘记或面对的东西。似乎只有豁出性命冒险赚来的危险金钱，才能帮他们暂避几小时，助他们入眠。
我陆续执行了第二、第三、第四趟非洲任务，平安无事。我用了三本不同的护照，每次在不同的印度国际机场出入境，然后搭国内线班机回孟买。德里、孟买间的漂白飞行继续不辍。与哈雷德的货币交易员和部分黄金买卖商一起执行的专门任务，让我忙得不可开交。大多数时候，我都忙得没时间专，自地想卡拉。
雨季快结束时，我去了一趟贫民窟，陪卡西姆·阿里一起做每日的巡查工作。他检查排水沟，叫人修理受损的小屋，让我想起住在贫民窟时，我多么敬佩他、仰仗他。穿着新靴子和黑牛仔裤走在他旁边，我看着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光着脚，穿着腰布，徒手挖刮，一如我过去所做的。我看着他们用支柱律住挡土墙，清理堵塞的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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