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坐牢期间的伤口尽快愈合，我在印度宾馆包了一间房，由哈德拜买单。铺了瓷砖的干净浴室和柔软床垫，的确有助于我复原。但搬到这里住，不只是为了养伤。事实上，我在阿瑟路监狱待的那几个月，心灵所受的伤害更大于对肉体。邻居拉德哈死于霍乱，和我英语班里那两名男孩的事，使我心中的愧疚一直挥之不去，让我无法平静。监狱的折磨及深深的无力感，这两件事我若是只碰上其中一桩，或许可以熬过精神的折磨，然后在复原得差不多时，回到刀反显馨、悲惨的贫民窟。但这两件事加起来，就不是我脆弱的自尊所能承受，我无法再住在贫民窟，连在那里睡觉过夜都没办法。
我常去找普拉巴克、强尼、卡西姆、吉滕德拉，继续到诊所帮忙，每星期花两天下午照顾病人。但那股结合了傲慢与无忧无虑的奇怪心情，使我得以成为贫民窟医生的心情，已然远去，我不觉得那会再回来。每个人性格中善良的那一面，最深处都带有些许傲慢。当我未能保住邻居性命，甚至连她生病都不知道时，那份傲慢已离我而去。而每个奉献的决心，在最深处都有一份天真，不可或缺而坚定的天真。但当我踉踉跄跄走出那个印度监狱时，那份天真动摇了：我的微笑，一如我的脚步，都因为脚镣的回忆而残废。搬出贫民窟一事，与我身上的伤和心灵状态同样大有关系，或者说，与我的心灵状态关系更大。
贫民窟友人接受了我搬出去的决定，毫无质疑，没有任何意见。每次我回去，他们都热情欢迎，要我参加贫民窟的日常生活和庆祝活动——婚礼、节庆、小区大会或板球赛，仿佛我仍住在那里，仍跟他们一起干活。看到我骨瘦如柴的身子，看到狱卒在我皮肤上烙下的伤疤，他们震惊、难过，既使如此，他们仍绝口不提监狱。我想，原因之一在于他们知道我想必觉得羞愧，不想让我难堪。他们若被关进狱中，也会同样感到羞愧。另一个原因，乃是普拉巴克、强尼·雪茄，或许还有卡西姆·阿里，可能心怀愧疚，愧疚于他们没想到去找我，因而没能去救我。他们全不知道我被捕。他们以为我只是厌倦了贫民窟生活，于是回去我舒服的国家过舒服的生活，一如他们认识的每个游客或旅人。
而那最终也促使我不愿回贫民窟。我在贫民窟付出了那么多，他们竟然认为我会不告而别，尽管他们慷慨地让我加人他们拥挤、破旧、杂乱的生活，但那样的心态实在叫我吃惊且难过。
因此，当我恢复健康，开始真正赚钱后，我没搬回贫民窟，反倒是在哈德拜的帮忙下，在科拉巴区贝斯特街靠陆地一端的尽头租了间公寓，离利奥波德啤酒吧不远。那是我在印度的第一间公寓，我第一次享有个人空间、隐私，以及热水浴、功能齐全的厨房之类的奢侈家用设备。我大饱口腹之欲，煮高蛋白质、高碳水化合物成分的食物款待自己，强迫自己每天吃下一桶冰淇淋。体重开始上升。我每天晚上睡饱十小时，用睡眠络绎不绝的修复功能治愈我伤痕累累的身体。但我常常醒来，醒来时双臂乱挥、出拳，仍能闻到噩梦里血液的湿金属味。
我和阿布杜拉在他最喜欢的健身房里一起练空手道和举重，位于高级住宅区布里奇肯迪区。常有两名年轻的打手跟我们一起练，萨尔曼，穆斯塔安和他的朋友桑杰。我第一次去哈德的联合会时见过他们。他们身强体壮，年纪在二十五至三十岁之间，热爱格斗的程度就和热爱性爱差不多，而他们性欲旺盛。桑杰爱开玩笑，有着电影明星脸；萨尔曼较寡言、严肃。两人自孩童时就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但他们在格斗场上对打时，就和阿布杜拉跟我对打时一样，毫不手软。我们每星期练五次，留下两天让受伤、肿胀的肌肉复原。这样的锻炼很好，很有帮助。举重是粗暴汉子的禅修。我一点一滴恢复了力气、肌肉的形状与健康。
但不管变得多健康，我知道，在揪出那个设计警察抓我、并把我关进阿瑟路监狱的人之前，我的心不会愈合，无法愈合。我得知道那个幕后主使者是谁，得知道原因。乌拉从这城市消失，有人说她躲了起来，但没人知道她在躲谁，为何要躲。卡拉不见人影，没人能告诉我她在哪里。狄迪耶和其他几个朋友四处替我探查，想找出真相，但都未能找到足以指出是谁陷害我的线索。
有人和高级警官勾结，让我无辜遭到逮捕，被关入阿瑟路监狱。在我坐牢时，同一个人还继续设计我，让我常常遭受苦刑。那是种惩罚，或是报复。哈德拜很肯定地证实了此事，但他不能细说或不愿细说，只告诉我，不管陷害我的人是谁，那个人还不知道我在跑路。例行的指纹核对，揭露了我在澳大利亚逃狱的事。相关的警察立即明白，扣着消息不发，或许可以捞到好处。因此，直到维克兰奉哈德之命前去找他们，他们才拿出我的档案。
“那些死条子喜欢你，老哥。”有天下午我们坐在利奥波德酒吧里，维克兰如此告诉我。那时，我已经替哈雷德收了好些个月的款。
“鬼扯。”
“不，真的，他们喜欢你，所以才放你走。”
“在那之前我没见过那个警察，维克兰。他根本不认识我。”
“你不懂。”他很有耐性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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