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伯恩茅斯的途中，劳埃德在伦敦住了一晚上。这天是1940年5月8日星期三，劳埃德在下议院的旁听席上旁听了决定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命运的辩论。
议院像剧场一样吵闹而无序：旁听席又窄又硬，楼下的议员们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影影绰绰。旁听席全都坐满了。劳埃德和继父伯尼通过楼下正和比利舅舅一起坐在议席上的艾瑟尔的影响力才好不容易搞到票。
劳埃德没机会问生身父母的事情：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当前的政治危机上。劳埃德和伯尼都希望张伯伦马上辞职。纵容法西斯主义的人缺乏带领英国参战的公信力，挪威的惨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辩论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了。艾瑟尔说，除了受到工党议员的猛烈抨击外，张伯伦同样也受到了本党议员的抨击。保守党议员莱奥·艾默里在辩论中引用了克伦威尔的名言：“不管你们做过什么好事，你们占据此位太久了。我告诉你们，离开吧，别再让我们看见你们。以上帝的名义，走吧！”这席出自同党议员的话简直太残酷了，比两边议席响起的“滚、滚”声还要伤人。
劳埃德的母亲和其他女议员，集中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女议员专用房间，决定发起一项针对张伯伦的投票。男议员无法阻止她们，于是纷纷决定加以声援。周三女性议员的议案提出以后，辩论演变成针对张伯伦的投票。首相接受了这个挑战，并号召朋友们站在他这边——劳埃德觉得这是种软弱的表现。
今晚，攻击依然在继续。劳埃德津津有味地聆听着议员们的唇枪舌剑。他痛恨张伯伦对西班牙施行的政策。1937年到1939年的两年间，在德国和意大利不断给西班牙叛军予以人力和物力支援，美国极端保守主义者陆续把石油和卡车出售给佛朗哥的同时，张伯伦却依然协同法国施行“不干涉”的政策。如果有哪个英国政治家能容忍佛朗哥的大规模杀戮，那这个人只能是内维尔·张伯伦了。
“张伯伦不应该为挪威的惨败负责，”伯尼在会场稍稍平静时对劳埃德说，“温斯顿·丘吉尔是海军部的首脑，你妈妈说推动这次参战的人是他。在面对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软弱而巍然不倒之后——张伯伦要是因为不是自己犯的错而下台那可是太讽刺了。”
“所有错归根结底都是首相犯下的，”劳埃德说，“做领袖就要担这个责任。”
伯尼干涩地笑了一声。劳埃德明白，继父是认为年轻人想问题太简单了，但出于情面，他并没有明言。
辩论声非常嘈杂。但当前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站起身时，全场立刻安静下来。劳埃德的名字就是来自于这位德高望重的前首相。尽管满头白发的前首相已经七十五岁了，但发言时仍然保持着上次世界大战胜利者所特有的威严。
他的话毫不留情。“这不是和首相交情深浅的问题，”他带着不遮不掩的嘲讽口气说，“这是关系国家社稷的大问题。”
劳埃德欣喜地看到，保守党的议员们和反对党议员们同样发出了附和的声音。
“他说他愿意做出牺牲，”劳埃德·乔治特有的威尔士北部鼻音加强了责难的效果，“如果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只有请这位先生卸任了。”
反对党议员纷纷大声表示同意，劳埃德看到母亲高声欢呼。
丘吉尔结束了这场辩论。他的口才和劳埃德·乔治不相上下，劳埃德担心他的演说会拯救张伯伦。但他发言以后，议员们齐齐发出鼓噪声，大多数时间他的演讲都被鼓噪声淹没了。
晚上十一点，丘吉尔结束了演讲，投票马上开始了。
英国下议院的投票系统非常怪异。议员们不是举手表决，也不是在投票纸上画钩，而是必须离开议席，分别穿过两条代表“是”和“否”的走廊。整个过程大约要耗上十五到二十分钟。艾瑟尔说，这种流程只可能是那种没事可干的人想出来的，她肯定这种流程很快会得到变革。
劳埃德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张伯伦的垮台会让他非常高兴，但此时一切都还没有确定。
为了分心，他把思绪放在了黛西身上，想到黛西总会让他轻松一点。泰-格温的最后二十四小时是何等怪异——先是那张“书房见”的纸条，然后是关于晚上在栀子花套间见面的匆匆交谈，最后是一晚上在焦心和寒冷中一无所获的等待。他等到早晨六点才放弃希望，不情愿地回到阁楼上的房间里，洗脸刮胡，换套衣服，打好包，恋恋不舍地踏上了前往伦敦的旅程。
不是出岔子就是黛西改变了主意。劳埃德想知道的是，黛西原本的意图是什么。她说她想告诉他一些事情。她是想说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还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以致她连约会都忘了。看来只有等下周二见面再问她了。
他没告诉家人在泰-格温见了黛西。那意味着他得向他们解释他和黛西现在的关系，但他实在什么都没法说，他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关系是什么。他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吗？他不知道。黛西对他是怎么想的，他也不知道。在劳埃德看来，他们最多只能算是错过恋爱机会的一对好朋友。但他不会对任何人承认这一点，因为那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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