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鲁达合作银行的克雷霞做了个梦。那是在一九六九年早春时节。
她梦见自己的左耳中听到一个声音。起先是个女子的声音,不停地说着,说着,可是克雷霞不明白说的是什么。她在梦中干着急。“如果有人总是在我耳中讨厌地唠叨着,我将如何工作?”她在梦中思忖,但愿这声音能够停息,如同关掉收音机,或是将电话听筒搁到机座上。然而它却不能消除。声音的源头深深潜藏在耳朵里,藏在布满鼓膜和耳轮的弯弯曲曲的小回廊之中,藏在微显潮湿的薄膜的迷宫深处,藏在耳内黑暗的洞穴里。无论是用手指挖,还是用手掌捂住耳朵都压不住这声音。克雷霞觉得,整个世界必定都会听到这嘈杂声。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声音,整个世界都在颤动。耳中总在不停地重复某些句子,语法完全正确的句子,听起来很美的句子。然而这些句子却没有意义,只是模仿人的说话方式而已。克雷霞害怕它们。但不久之后克雷霞的耳朵里响起了另一个声音,男人的声音,它亲切、纯净。跟这个声音交谈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我叫阿摩斯。”他说。他询问她的工作,询问她父母的健康,但她有个印象,其实这些询问都是毫无必要的;他知道有关她的一切。“你在哪儿?”她迟疑地问他。“在马里安德。”他回答说,而她知道,在波兰中央地带有这么一个区域。“为什么我在我的耳朵里听见你说话?”她还想知道点什么。“你是个不同凡响的人,我爱上了你。我爱你。”同样的情况还发生过三四次。同样的梦。
早上她在忙于银行来往业务中喝着咖啡。外面下着软湿的雪,很快就融化了。潮气甚至渗进了有暖气的银行办公室,侵入了衣架上的大衣、人造革手提包、哥萨克皮靴和前来办事的客户。对于银行信用贷款部头头克雷霞·波普沃赫来说,这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在这一天她理解到,自己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领略到被人专断地、不容分说地、无条件地爱着的滋味。这是个惊人的发现,宛如脸上挨了一拳,打得她晕头转向。银行大厅的景象变得苍白了,她的耳朵里短时间沉入静寂。在这突如其来的淹没了她的爱情中,克雷霞感到自己就像一把迄今从未用过的茶壶,第一次灌满了纯净得透明的水。冲好的咖啡凉了。
她的做法是:提早下班,径直去了邮局。她拿起了波兰中央地区各大城市的电话号码簿:罗兹的、谢拉兹的、科宁的、凯尔采的、拉多姆的,自然还有琴斯托霍瓦的,最后她拿到了她关心的马里安德的。她掀开了字母A开头的那一页,用染红了的指甲在姓氏栏从上到下移动。在罗兹、谢拉兹、科宁等城市都没有阿摩斯或阿摩兹。在为数不多的农村电话网用户中也找不到他的姓氏。她现在的感觉,最贴切的说法就是愤怒。她知道,他一定是待在什么地方。她头脑里一片空白地坐了片刻,然后再一次开始寻找。她拿起了拉多姆、塔尔努夫、卢布林、弗沃茨瓦维克的电话本。她找到了莉迪娅·阿摩舍维奇和阿摩辛斯基夫妇。然后她那绝望的思维开始找窍门,玩文字搭配:阿摩斯,索马,马索,萨摩,奥马斯, ① 直到那双指甲染红的手拆开了这个其中的密码——阿·摩斯,显克维奇街五十四号,琴斯托霍瓦。
克雷霞住在农村,一辆肮脏的蓝色公共汽车天天从乡下送她进城。汽车在盘山公路和弯道上爬行,有如一只发灰的甲虫。冬季,天黑得早,它那对燃烧的眼睛扫视着石头覆盖的山坡。它曾受到过祝福。它让人们认识山外的世界。所有的旅行都由它开始。
克雷霞天天坐它上班。打汽车从车站把她带走的那一刻算起,到她站在银行厚重的大门前为止总共用了二十分钟。在这二十分钟里世界变得难以辨认。森林成了房屋,山中草地成了广场,牧场成了街道,清澈的小溪成了每天变幻不同颜色的小河——因为它不幸从布拉霍贝特纺织厂附近流过。克雷霞在公共汽车里就脱掉了胶鞋(她称之为雨鞋),穿上了皮鞋。鞋后跟在银行大楼宽阔的德式台阶上敲得橐橐响。
她在银行是最雅致最讲究的人物。时髦的发型——精心梳理的淡黄色烫发,染了色的发根。日光灯照在她的头发上射出洋娃娃般的钻石的反光。涂了加长型睫毛膏的睫毛在她那光滑的脸颊上投下了柔和的阴影。珍珠色的口红微妙地勾勒出她嘴巴的轮廓。年岁越长,越是浓妆艳抹。有时她对自己说:“够了,别再涂胭脂抹粉了。”但尔后她又发现,岁月的流逝剥夺了她面部的清晰性,模糊了线条。她甚至觉得,她的眉毛稀疏了,湛蓝的虹膜发白,失去了光彩,嘴唇的线条越来越不清晰,而整个面部变得不确定,仿佛就要枯萎。这是克雷霞最害怕的。她担心自己会来不及开花就凋谢了。
三十岁的克雷霞跟父母一起住在新鲁达附近的农村。他们充满希望的房子坐落在拐向曲折的盘山公路的破烂的地方公路旁边,似乎可以预想到地理位置会给它带来参与历史进程的光荣——军队浩浩荡荡从这儿频繁过往,寻宝者在这儿从事各种冒险活动,边防军在这儿追逐从捷克走私酒的人。然而公路和房子都不走运。没有发生任何事。只是房屋上方的森林变得稀疏了,犹如克雷霞的眉毛;她的父亲有系统地不断砍伐幼小的桦树做辕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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