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棍棒，砍伐松树做圣诞树，长高的青草使羊肠小道变得模糊，像她嘴巴的线条那样；他们房子粉刷成蓝色的墙壁发白，就像克雷霞的眼睛。
克雷霞在自己家里的地位相当重要：家里靠她赚钱、购物、把买好的东西用母亲缝制的手提包拎回家。她在顶楼有自己的房间，有沙发床和装衣服的柜子，但是只有在银行她才成了一个人物。在这里她有办公室，用薄得像硬纸板的胶合板与客户熙来攘往的大厅分隔开。坐在自己办公桌后面，听得见银行嘈杂的声音——开门关门的咣当声，农民沉重的皮靴在木地板上走动的咯噔声，总爱飞短流长讲别人闲话的妇女们压低了嗓门儿的嘁嘁喳喳声，两个最后的旧算盘——管理部门还没来得及把它们换成新式的带把手的嗒嗒响的计算机——发出的敲击声。
十点钟左右就开始喝咖啡的日常习惯：铝质小匙子叮当作响，玻璃杯底轻微地磕碰着托盘，这些都成了办公室的铃声。她把磨好的昂贵的咖啡放在装过果酱的玻璃罐中从家里带来，公平地分配到每个玻璃杯中，沸水在它的水面上形成了厚厚的褐色浮膜，直保持到瀑布一般地撒下糖的时候。咖啡的芳香弥漫着新鲁达合作银行，直到天花板，而那些恰好在这时排队等候的农民则咬着嘴唇，抱怨自己不迟不早偏偏碰上了喝咖啡的神圣时刻。
就在这时克雷霞记起了自己的梦。
像她这样无缘无故被人所爱是件多么痛苦的事。这样的爱情给人带来了何等的不安！由于难以置信，思绪是多么杂乱无章，加速跳动的心脏在怎样膨胀！世界又是在怎样游移和失去具体的可知性！克雷霞突然变得孤立无助起来。
复活节过后，银行接到通知，在琴斯托霍瓦为银行工作人员举行业务培训会议。她认定这是最现实的提示，就去了琴斯托霍瓦。她把自己的衣物收拾到人造革旅行包里，心中想着上帝。她寻思，尽管人们对上帝众说纷纭，但上帝总是在最适宜的关头显圣。
她乘的是一列昏昏欲睡的列车，里头塞满了疲惫不堪、无精打采的乘客。车厢单间没有空位子，她只好紧贴着肮脏的窗玻璃站立在过道上，就这么站着打瞌睡。后来夜里有人下车，她终于能坐下来。她挤在那些被干燥的空气烘热的身体之间，睡着了。她睡得很沉，黑乎乎地，油腻腻地，完全没有图像，连思想的残存碎片也没有。直到她一觉醒来，这才明白自己是在旅途之中；此前只是在空间里移动，普通的、漫不经心的地点变化。只是梦关闭了旧的，敞开了新的；一个人死一般地睡去，另一个人醒来。这黑暗的空间不分昼夜，是真正的旅行。幸好从新鲁达开出的驶向远方世界的所有列车都是在夜里行驶。她想，在这次旅行之后，再也没有什么跟先前一模一样的东西了。
凌晨她到达琴斯托霍瓦。时间还太早，她任何地方也去不成，于是在车站酒吧要了杯茶水，捧着玻璃杯暖手。在邻近的小桌子旁边坐着一些裹在方格头巾里的老年妇女、被烟草熏得过头的男人、为生活所累的丈夫、面孔像破旧钱包的父亲、因做梦而脸色绯红的儿童——从他们半张半合的嘴角流淌出淡淡的一团口水。
等待天亮用了喝两杯柠檬茶和一杯咖啡的时间。她找到了显克维奇街，向上走，走在街道的正中央，因为小汽车尚未苏醒。她望着一扇扇窗户，看见褶皱密集的窗帘，还有偎倚在窗玻璃上的橡皮树。在某些窗户里还亮着灯，但灯光发白，不引人注目。人们在这种光线里正匆匆忙忙地穿衣、吃饭，妇女在煤气灶上烘干长袜，或是为上学的孩子准备三明治，铺好的床将体温保留到下一个夜晚，烧煳的牛奶冒着煳味，鞋带回到皮鞋稳当的洞孔中，收音机在播送新闻，但谁也不听。后来她遇上第一个买面包的队伍。所有的人都在默默无言地排着队。
显克维奇街五十四号是一栋灰色的大房子，底层开了个鱼店，带有一个深深的庭院。克雷霞站立在房子前面，懒洋洋地打量着那些窗户。我的上帝，原来是这等普普通通。
她在那里站了约莫半个钟头，直到最终不再感到寒冷。
培训枯燥到极点。在专门买来做记录的本子上，克雷霞心不在焉地用圆珠笔胡乱涂写。主席台桌子上铺的绿色呢子给她某种慰藉。她本能地将它抚平。合作银行的工作人员在她看来都非常相像。女人被氧化成浅黄色的头发都剪成西蒙娜 ② 的发式，嘴唇都涂了仙客来色的口红。男人清一色都穿着藏青色的西服，都带个猪皮的皮包，像彼此约好了似的，休息抽烟的时候尽说些俏皮话。
晚餐是面包和黄色的奶酪，用陶瓷杯喝茶。
晚餐后大家都转移到康乐室，桌子上出现了烧酒和酸渍的小黄瓜。有人从皮包里掏出一套镀锡的小酒杯。男人的手在穿着尼龙长袜的女人膝盖上游荡、徘徊。
克雷霞微带醉意去睡觉。她的两个室友凌晨才出现在房中，她们相互悄声提醒着要注意保持安静。这样过了三天。
第四天她站立在油漆成棕色的门前，门上挂着瓷质的小牌子：阿·摩斯。她敲了敲门。
给她开门的是个高个、瘦削的男人，身着长睡衣，嘴上叼着香烟。他有一双深色的充血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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