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比利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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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从一个隔间里传出了无所顾忌的、响亮的男低音，唱的是《去吧，摩西》 [312] 。整座游泳池——在这个受人青睐的时段满是我们的同志——都受到了惊吓。是一名被暗藏的敌人藏起来的英国飞行员现在狂傲得发疯，一心要求死吗？路易斯认出了这个声音，半人高的门一下子晃荡开了，脏塞弗从隔间里走了出来，穿着绷紧了的橙色泳裤，裤子里一大团晃呀晃的。他叉开腿站在那儿，双手叉腰。路易斯立刻一个鱼跃跳进了氯化水里，透过湿漉漉的眼睫毛看着脏塞弗做了个徒手倒立，又长又弯的脚趾抵在土黄色的粗灰泥墙上。

“脏塞弗？这个人在游泳池里干吗？”爸爸问。

“唱歌。”

“他有许可证吗？有证儿 吗？”

“不知道。”

路易斯试着模仿脏塞弗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313] 唱《去吧，摩西》，可是他的音调远不够沙哑，太高，弄得喉咙里痒痒的，让他忍不住咳嗽起来。

他的父亲不出所料地说：“学黑鬼的样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文化。”

父亲又对提奥·冯·巴梅尔说：“唱摩西！不仅学个黑鬼，还要学他歌唱一个犹太人！这实在太过分了。”

冯·巴梅尔说：“脏塞弗还会被逮进去的。你记着我说的话。”

弗兰德纳粹青年团瓦勒和伊德赫姆小分队的第一次大巴郊游是去维勒贝克，弗拉芒阿登山脉中风景如画的山村，被很多人讴歌过，比如写诗写到最后一刻，得肺结核死掉的艾丽丝·纳雯 [314] ，比如有着颓废的弗拉芒头脑、厚实的混血嘴唇和下垂的嘴角的卡罗尔·冯·德·乌斯泰纳 [315] （“秋日烟霭蒸腾，花园中若有回音”），这位诗人据教父说曾经喝得酩酊大醉去大学上课，衣服上还有刚刚酒宴的留痕。胖滚滚的司机——乐子不能少哦——把一条青年团女团员的橙色围巾当作头巾缠在了头上，他正后方的一个靠窗位子上坐着一个深色头发的女孩，她和贝克有那么一点像，但是看上去要正经些，更有规矩的市民样子，更乖。她是车上唯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只穿了一条裙子，布料像是绸子，绣了秋天颜色的花儿。她一直都在往窗外看，但不是在看那些不断替换的乡野风景，柔和的山丘、森林、延伸到地平线的田野。她一定是在想念她在破晓时悄悄离开的富庶之家的居所，家中她母亲正患着险恶的疾病，临危在床；她想让她那位在命运面前显出了勇气与尊严的父亲单独和妻子在一起，这样他就可以不受女儿在场的干扰而仔细听听妻子的临终遗言，这些遗言不是说给一个孩子听的。现在，她又沉浸在了一个独生女常有的，往往模糊不清，这会儿却格外具体的哀愁中。路易斯多想坐到她身旁，牵她的手，安慰她，比如说，毫不结巴地低声告诉她：“是挺可怕的，但是世间万物都是一样啊，都在变化，都会消失。”这话能在古尔布兰森 [316] 或者约翰·科尼特尔 [317] 的书中读到，在杰克·伦敦那儿不太可能读到。但那样他就会把她从灵魂的冥思中拉出来。也许他可以在她下车的时候往她手上塞一张小纸条：你的样子让我心动。你有我很少（从未？）见过（目睹过？）的容貌，那么高贵？高雅？忠贞？不，是真挚 。

女孩儿在挖鼻孔，某个因为哀伤过重而忘了自己身处何地的人就会这么做。

在维勒贝克市里中学的体育馆里，他们受到了校长，热内瓦的一个叔叔的致辞欢迎。他很高兴看到弗拉芒青年都团结在了弗兰德纳粹青年团这个已经联合了弗拉芒青年普遍联盟、少女团、少年纳粹团、雷克斯青年团、弗拉芒青年团、弗拉芒民族艺术学院，还有好多其他党团的组织下。然后，一个戴眼镜的、感冒了的、四十多岁的男人，别伦博士，用生动而又有父亲威严的德语讲述了以民族原则为标准的欧洲新秩序。站在路易斯身边的博斯曼斯很难跟上德语的演讲，因为费力而张开了嘴。演讲中说道，低地语 [318] 与德语 是出自同一个根源 ，符合所有日耳曼族成员的最高民族利益 的新日耳曼秩序 已经包含了这一责任：不要在语言学和文学上将德语和低地语 看作矛盾对立 ，而是从历史构成和未来塑造的角度将两者看作和谐统一 。要毫无保留地坚决认可与大德意志兄弟民族 的合作。

“我们要往东边进军。 ”这是我们祖辈的歌，这也将永远是天地正道 。

然后他们就跳起了民族舞蹈《面棉花》，一种四对舞，然后是一支手帕舞，这时候一个头发淡黄色、戴着一副圆眼镜、胖乎乎的女孩朝路易斯贴了过来。

“我在鲁瑟拉勒见过你。”她说。

“有可能。”（我从没去过鲁瑟拉勒，那是忒杰、埃及人和阿尔布莱希特·罗登巴赫的城市。）

“在纽福市场上。你那时候一直盯着我看。”

“对啊，我还记得很清楚呢。”

“我那时候穿了条什么样的裙子？”

“蓝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