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座、小熊座。当然还有银河。侏儒古斯塔夫总是看着我的手指，在我画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的素描漫画，再给他们涂上彩色的时候。他觉得我能做这样的事情很不可思议。
第二十三日。又有新鲜事儿了！我听到电台广播在放：“风儿给我唱了首歌”，然后我对艾玛说：扎拉·蕾安达有条木头做的假腿。她吓得尖叫着跑到街上去，把村里的人叫到了屋子里来。其中两个人是瘸腿，另一个人，我觉得，只剩了半边肺。而至少有一百五十公斤重的那个区队长也来了。所有人都大吵大嚷，互相吼叫，想要严刑拷打我。区队长，他同时也是儿童下乡组织里的工头，一把抓住我的衬衣领子，把它扯坏了。他开始盘问我。比如说，他想知道我的父亲是干什么的，居然把我教成了这个样子。我回答说，我父亲在我的祖国是给盖世太保干活的。这对他触动挺大。如果爸爸知道的话，会骄傲得爆炸。他们又纠缠了一会儿，然后就撤了。而最妙的是什么呢？艾玛对我从来没有这么友好过。她甚至烤了油炸果酱包，但太黏糊了。古斯塔夫狼吞虎咽地吃了个干净。
第二十六日。古斯塔夫和艾玛说，他们为我的离开感到多么遗憾。他们都已经习惯我了。“就像个儿子一样。”他们说。我回应说，我从来就没法做个好儿子，在我自己父母那儿也一样。艾玛开始哭。所以我就对她叫了一声“妈咪”。古斯塔夫说：那我呢？我就也对他叫了声“爸比”。明天他们会送给我那个跳舞女郎瓷人儿，古斯塔夫会用自行车载我去火车站。别了，施特伦瑙。
路易斯睡眼惺忪地站在火车窗户边，窗户是不让打开的，哪怕要向在远处等候的幸福父母挥手也不行，因为在最后一刻，烧红了的小颗煤炭可能会飞到眼睛里。然后，他在踏板上被滚滚浓烟裹着，听从命令一样挥舞着纳粹十字小旗，进了安特卫普火车站。熟悉的乡音，用安特卫普的弗拉芒语发出的呼喊和尖叫袭来。他看到了妈妈，就像她承诺的那样站在站台上。她多矮啊，我今天晚上要在我的笔记本里记下来，她都没有超过她身边那位弗拉芒哨兵的肩膀。她把头发染成了暗红色。
妈妈试着把他举起来，狂热地吻他的脸、脖子，把他按到胸前。他手中的小旗掉了，但没有人注意到。虽然这没法用自然规律来解释，但妈妈看起来和爸爸的妹妹诺拉挺像。她没有化妆，脸颊上显出了粉红色的斑点，就像是她往剪碎了的皮毛大衣上蹭过脸。她身上有什么东西变得不一样了，她蹦蹦跳跳，哼着歌，朗声大笑，挽着那个笨笨高高的年轻男子的手臂，这男人带着羞涩的微笑提着路易斯的行李箱。
在去瓦勒的火车上，他们有好几个小时都在黑暗的田野间穿行，受着塞满人的车厢的浓烟，听着打牌的人的唠叨和咒骂，这吵嚷声只有在警察走过车厢的时候才会小一点。
“奥斯卡真是好心，跟着我一起来接你，小心照应着我，省得我忙中出错，丢了车票，等错了车。他这活儿干得真不错。”
笨高个儿尴尬地嘟哝说，这都是他应该做的。
火车在一片油菜地的正中间停了下来。唯一的光来自点燃的火柴和打牌的那伙人空洞的脸上点点微光。远方有探照灯投下的圆锥光斑。一个紧挨着路易斯坐着的老头一直在打嗝，停不下来，显然是得了什么病。骂骂咧咧的男人们摇晃着手电筒，检查冒着烟、哧哧作响的车厢底盘。远处农庄里有链子拴着的狗在吠。突然之间，看不见的树冠传来了好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这里是比利时，在远得没法测量的远方是几乎不再存在的梅克伦堡，一个平整而无人触碰过的星球，这里那里有一个残疾人在萝卜地里游荡。比利时却近在咫尺，挤满了咩咩叫、臭烘烘、战战兢兢的人。路易斯在蒙雾的窗户玻璃上画出了丘吉尔的脸，三个半圆是三重下巴，一个小圆代表朝天鼻，然后是叼着雪茄的下垂嘴唇，一侧有留根头发的高额头，最后是领结。
妈妈第三次问道，饭菜怎么样，他在那儿睡得好不好。他是不是把脏衣物都带回来了，那两双鞋，睡衣。当地的人怎么样。有没有因为战败而灰心丧气。
“他们有一次追杀了我，拿着一把镰刀。”
“不会吧，有这种事！”但她没有接着问为什么，什么时候，到底是怎样的。
几个男人和女人被人请下了火车。他们必须把自己的行李箱和用绳子捆着的包裹放到铁路路堤上。这些走私犯中有一个人刚嘀咕了几句，一个宪兵就走到他面前，捏住他的鼻子，越夹越紧。路易斯看到，这个男人眼里有泪水夺眶而出。
火车猛地一下开动了，路易斯旁边的老头沙哑又急促地讲着笑话。
“就因为我有你……”妈妈朝着窗户玻璃说。
“假若我没有你，我的儿，我会知道……”
“我本来已经准备好了巧克力的，瑞士核桃牛奶巧克力，我想在火车站上送给你。它们在桌上刚放了十分钟，就被他带走了，消失了。”
“梅尔克的牙都拔光了。欧梅尔舅舅失去了理智。他们把他送进了圣文森特修道院。”
“我觉得你好像是离开了好几年似的。”
这都还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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