酸的。作为比利时人，不习惯这味道，就不会觉得好吃。’”
拉斯佩的手被截掉了。“一开始他们以为我是有意的，因为要射枪的话正好就需要手指。他们以为我是故意冻掉手指的。我从瓦赫特伦那儿过来的，那儿所有人都是见风使舵的墙头草。我可以向他们解释一下情况，但他们不想听。他们等着政府从伦敦回来，他们说。我说：‘可是伙计们，你们从比利时政府那里得到过什么呢？只有鄙视。伙计们，我们会损失什么呢？如果英国人，实际上也就是俄罗斯人打赢了战争的话，弗兰德还有什么机会？’他们笑了。我说：‘祖国’，或者‘工作’。他们只是笑。我说：‘伙计们，什么是比利时？不过就是一堆储备黄金和看管它们、私吞它们的混账政客。与我们的民族品格相比的话，这算得了什么……’”
“我们是个民族吗？”
“好，你们尽管嘲笑我吧。伙计们，我们的民族，是啊，迫不得已的话，也要在太阳标志下与整个帝国一起崛起。从列日到波兰，都是一个 国家。”
可是后来，在他喝了好几杯海伦娜姑妈的豌豆啤酒（煮了三个小时，放凉，过滤，然后加上一大把鼠尾草，再让整个饮料发发酵）下肚以后，拉斯佩又说：“德国人就是把我们当猴儿耍。他们会关心我们的理想主义吗？弗拉芒军团，是啊，听着多好，但我们还是要听普鲁士人和巴伐利亚人的指挥。可是现在没有回头路了呀。我们都宣誓效忠了。对，就是用我丢掉的那只手。”
“路易斯，你不觉得，你父亲去对面科尔斯肯斯夫人家去得多了点吗？他给她剪玫瑰花，给她修草坪。我相信，他甚至还给她擦皮鞋了。我都找不到擦皮具的抹布了。当然，你又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这耶稣会狡诈鬼。不过我也无所谓了。他如果要到别的地方找乐子，在我这儿他就甭想了。但你可以没事儿的时候顺便给他说一句：他的科尔斯肯斯夫人经常去宏泰斯先生家，坐在一个装满香槟酒的浴池里，在他开派对的时候。宏泰斯虽然自己不好这口，但他还是会带女人回家，去讨好其他的工厂主。他可总是狡兔三窟呢。到战争结束后，人们又会需要纺织品和地毯的。
“好吧，路易斯，你会给他讲对面科尔斯肯斯夫人的事儿吧？这样的事儿你可在行了，打小报告啊，告密啊。这方面你可是世界冠军。”
“尊敬的塞涅夫先生，我带着浓厚的兴趣读了您寄来的三首诗。我谨认为，您具有非凡的天赋。不过这天赋没有得到充分展现，因为您选择了自由诗体这一在我看来在弗兰德已不合时宜的形式。如果可以仔细研读一些经典的形式理论，比如W.克拉姆的《文学艺术品》或A.菲尔维的《节奏与韵律》，对您必然有益无损。鉴于您在这些并非完全不如人意的作品中表达出了浓重的感伤和悲切格调，我推测您还相当年轻。果真如此的话，我祝愿您有好运也有意志力，因为您代表了我们民族的未来。致以低地的问候，J.维勒迈恩斯。《民族与国家》文艺编辑。又及：不知我是否看错，我猜‘一朵云’大约是从荷尔德林（……低垂下的是，一座金属质地的拱顶 ……）那里得了启发？”
“看错了，看错了，看错了。”路易斯朝着他房间的墙壁怒吼。他的声音引起了屋外冰激凌小车的号角发出回音。前面是骨瘦如柴的小马，小车周围已经站满了舔舌头的小废物。抄袭荷尔德林的这位跑下楼，跑到了街上。
“大西洋壁垒，”药房师傅佩林克说，“有让人担忧的缺口。原因嘛，你知道我说的每个字都是深思熟虑过的，原因是德国人愚蠢地套上了荷兰人去修壁垒。我是赞成大尼德兰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但任荷兰人这么瞎胡闹，就是大错特错了。想一想就知道啊。一个荷兰人首先是个精明的商人，这也就是说，从工头到普通泥瓦匠，每个人都要捞点儿实际利益。如果修的是墙壁必须有两米厚的一座碉堡，比如说，他们就会偷几个厘米。沿着整个大西洋壁垒，荷兰人就靠这种手段把许多古尔登币 [522] 装进了自己钱包。他们在混凝土、钢材、螺丝、模板上都这么偷工减料地挣钱。那儿的德国人都是睁眼瞎子，大部分人都是在修康复假 ，或者就是彻头彻尾的愣头青。如果他们要去埋地雷的话，他们就会自己绊倒，扯动线，把自己炸到天上去。”
“他们逮到了一个男孩儿，一个瓦隆人，他手里还有白鸽子。一只英国鸽，腿上绑着写在米纸上的秘密文件。他们立刻把他推到了墙边毙掉了。”
“立刻？他们应该先狠狠折磨他一下嘛。”
“你的耳朵呢？怎么弄？”海伦娜姑妈问，她把路易斯的头发剪得太短了。
“它们就是这么竖着的。”
“哦，还挺时髦的。就像克拉克·盖博那样。女人们喜欢这样儿的。而且塞涅夫家的都有这样的耳朵。你看看你教父。但他现在可要让耳朵垂下来了啰。莫娜一刻都不让他安静。她就像是人家老婆一样老吃醋。”
“海伦娜姑妈，希采丽是教父的孩子吗？”
“你疯了吗？是谁给你讲的？路易斯，你可不能听信这样的鬼话。不过……”
“不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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