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安娜充满反感和恐惧的目光。梅尔克用一块湿手巾按住他的鼻子。“让我来吧。”妈妈说。她用两根暖暖的手指堵住了他的鼻子,让他头往后仰,抵住她的胸。“等着吧,”她说,“冷静下来,没什么可怕的。”
她从围裙兜里掏出了一块她常用的土气的薄手帕。手帕染红了。然后她用这湿手帕擦干净他的脸颊,他的嘴唇。他咬了一下手帕。他越过塞涅夫鼻尖看到了几乎无动于衷的残忍目光,这目光砸进了他体内,而她正嘟哝着什么,把他按到自己身上。这么多年了,他都没这么亲近过她。
“塞涅夫夫人 。”他模仿艾尔拉工厂的医务室那些装病的人,那些把自己弄伤就为了接近她的人说。他的手不自觉地往上摸,像一只被放出来的凉凉的、安静的、多肉的动物爬到了她的肩膀上、她的脖子上和她的下巴上。
“别动。”她说。
他的手指抚摸她的脸颊。他看到他周围的女人们在仔细观察他,闭上眼睛,脖子在他母亲的胸上蹭。这里的感觉我永远不会忘记。居然还有这样的幸福。妈妈。
“安静。”她说,但这话是说给其他女人的,她们开始收拾厨房了。他继续闭着眼睛。她扭转上半身,让他的手掉下来。他又成了一个和其他人一样的孩子,或者就像伊沃·利肯斯,据说他直到四岁还赖在母亲胸口上;或者像奥里诺科河 [600] 边那些孩子,他们的母亲会在他们肩头压下一块爬满白蚁的草垫,锻炼他们坚强地面对未来生活里的所有忧愁。她温柔地、缓慢地把他推离她那天鹅绒般的、散发香味的温暖。“你去床上躺一会儿吧。”
他拿着自己的日记本上楼。头往后仰着,他撕碎了日记本,就像在瓦勒的过年集市上弗兰德最强壮的男人撕碎电话本一样。他在自己的小圆铁炉里烧掉了碎纸,用火钳拨弄那些精心写下的句子,在蓝色的火焰里,在白色的烟里。
他醒来的时候鼻孔里结了痂。他掏了掏鼻子,开始写一本新书。妈妈根本不笨,她问他,他的故事是不是讲哈尔贝克的宿舍的。向爸爸一样匆忙,像教父生前一样冷峻(当然他现在真的冷掉了,路易斯咧嘴笑笑),他写道:“冬迭南把七本禁书中的一本藏在宽罩衫下,把我招呼到身边来。”他画掉了“我”字,写上“路易斯”。
提奥·冯·巴梅尔用两只手抓起自己的小腿肚,提起来离开自己身体五厘米,同时做了个鬼脸。“这可不是一般货色。这样的腿,我还一直都是靠着这腿来回跑呢。我已经搞不清我脑子是怎么了。我就是非来不可。你知道,我对你总是特别尊敬的,康斯坦泽。”
他汇报说,他现在才从荷兰回来。秘密警察以前在那儿很猖獗。他费了很大劲解释清楚他发挥的是什么作用。“荷兰人一点都搞不清状况,康斯坦泽。他们对比利时也半点儿兴趣都没有。‘您是雷克斯的人。’他们对我说,但他们指的却是西弗拉芒的突击部队 。他们成天嚷嚷着要和弗拉芒人合作,但连不同组织的名字都不知道。真没办法。我说:‘是的,我是秘密警察的人,这是官方的说法,你们在档案里能够查到。’他们想立刻给我戴上手铐。‘等一下!’我说,‘你们先给这个和这个号码打电话。’他们不肯。我说:‘等一下,伙计们。’然后报出了两三个名字。等他们打完了电话,就只会说:‘请您原谅!’‘抱歉,先生!’也是没法子。但是为什么我会在这儿呢?我前天凑巧去参加了我们1940年8月建立的联盟的一次集会。我们是第一批起来用行动反抗纳粹的啊,康斯坦泽。我们没有等到伦敦电台的讯息才行动。可我听到了什么?我们的同志,冯·迪肯警官,我们四下里当然都叫他地坑,前几天和约翰·瓦拉尔特·冯·奥特列夫一起走掉了。这本身是挺正常一件事儿。冯·迪肯和瓦拉尔特总是黏在一起,如胶似漆的。这两个捣蛋鬼真是臭味相投,天作之合。有时候,每周一到两次,他们会巡游一下被关押的‘黑卫队’女人们。他们受到的款待,想都想得到:豪饮狂欢,拿贿赂,其他的更不用说了,你都懂的。那些女人以为和军事法庭的控告人搞好关系总不会是坏事……好啊,我要的,再倒一点儿。不过医生倒是严格禁止我喝酒,因为我的腿……但现在最精彩的来了,康斯坦泽。这个卑鄙的先生,这个该死的男爵瓦拉尔特·冯·奥特列夫早上回了家。他在那儿遇到了谁呢?他的一家子人,他母亲,他姐妹,他丈母娘,乌泱泱一堆人。因为他老婆夜里生了个孩子。他酒还没醒,就趴到了地板上,高兴地哭起来了。
好了,言归正传,康斯坦泽。我为什么在这儿呢,因为我尊敬你啊。这个瓦拉尔特,尤其是现在他老婆不抵事了,他就是个谁都比不上的发情公羊。他,用委婉的弗拉芒语说,容易被女性魅力打动。所以如果你能去拜访他一次,也许不是个坏主意,当然是很正经的去拜访。”
妈妈点了点头。路易斯点了点头。冯·巴梅尔还真会说话。
“但是冯·巴梅尔先生,如果您那么反对德国人,您为什么还带着秘密警察去学校抓走了索伊斯特和柯讷呢?”
提奥·冯·巴梅尔在手指间转动空酒杯。路易斯又斟上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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