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身体康复了，你就不会读到这封信了。另外一种可能，点点点。另外一种可能，是我不再在这个世界上了。听起来有点可笑，我现在也忍不住笑了，虽然我一点儿幽默感都没有。很多年前你在修道院食堂里就这么说过。但我不想废话太多。我原来认为弗兰德的复兴，哪怕是在德国的皮鞭下的复兴，是我的理想。但在我生命的最后几分钟里，点点点，我不再这么肯定了。生活要过美好 ，宝贵的伙伴，你的弗。又及：我把我们的护身符放进了嘴里，这样情况太糟糕的时候我就可以咬一咬它。你还记得吗，我们的护身符，使徒佩特鲁斯？但愿我们的护身符能保佑我，让我永远不需要寄出这封信，让它变成废纸一张，狗都不理。你的小苍蝇 [638] 。”
路易斯从魔鬼盖拉尔德的城堡和主教大宅旁边走过，然后又沿着莱厄河、谢尔德河或运河走。河里躺着一艘损坏严重的货船。信的碎屑落到了涂了焦油的船舱板上。太晚了。一点消息都没听说。我给死了的莫里斯写信。死了的弗里格给我写信。这都是无意义的苦想，都是空发的哀愁，因为哀愁所系，其实并不存在，因为我不知道它的存在。现在它却来临了。
父亲那被恶臭围绕的嗓音在试探，在感觉，像舌头回到一颗发痛的牙齿一样回来了。工厂里发出尖锐的警报声。可是那嗓音，因为他而不是他儿子所遭遇的不公而充满迟滞的愤懑，傲慢又黏糊，始终盘踞在路易斯的头脑里。住在我们童年时代的那栋新哥特式小塔楼里的弗里格，他跟随着身着修女服，手持盛有热煤的铁锹的七个聪明处女中的一个，穿过了墙上镶大理石的走廊。他总是在那儿，我已经不记得，他怎么会从小家伙组成的无名畜群里脱离出来，暴露出原形，一个有名字的弗里格，琥珀色的眼睛里撒了沙魔的沙子 [639] ，鼻子里流鼻涕，头发里有肥皂泡，那个时候脖子上就戴了一颗磨石。
路易斯一直都听到父亲的双重嗓音在耳边响——既像调频差的伦敦电台一样从远处传来，又像呼吸声一样近在咫尺。想学医学的盖拉尔德，拿起了他祖父的一把剃须刀，朝着自己的阴囊切了下去，要让睾丸掉出来。但他没有做到。然后他用碘酒浸湿了棉线，包住了他被传染的下体，然后再切下来。睾丸他在厕所里就冲走了。“……还会怎样？它们就再也找不到了。然后他直到生命终结都一直躺着了，路易斯。他的终结比人们想的要温柔些。失血而死，会引起某种狂喜的快感，我们的家庭医生说。盖拉尔德躺在那儿，胳膊里夹着班卓琴。多的我也没法告诉你了，路易斯。但我想让你知道刚才那些情况。在他的臼齿之间夹着一颗磨损了的旧的铅制‘比克尔’。”
“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我反正是再也搞不明白这些人了。他们在战争期间可不是这样的。有多不一样呢？哎，我该怎么说呢？他们还有某种理想。我这话当然不是说，他们是赞成或反对希特勒的。不，我说的是那种感觉，觉得我们所有人是拧成一股绳的，我们有了人造黄油和煤饼，时不时有了一点儿香肠，都能熬下去。如果同时还能挣点儿钱，当然更好，但首先是要帮帮邻里乡亲啊。但如今呢，我真不明白了，就拿水管工皮尔来说吧，他一辈子都是个老实的管道工，哪儿漏水了他立刻就会跳出来，而且还很有礼貌：‘如果这儿还有问题的话，您尽管告诉我，小姐。’可如今呢？前不久他来修我厕所里的弯管，还没走到花园门口，管子就又开始滴水了。我已经问了他一个星期了：‘皮尔，我什么时候能跟您结账？’结果他说什么呢？‘维奥蕾特夫人（可他明明知道说小姐才对），我也不能把我自己掰成四份用啊！’”
“噢，多么漂亮的一顶帽子啊，安格丽柯！”
“是一顶圆钟帽。但我回到家以后才发现这个帽子只加了一半衬里。这个骗子。伊丽莎白女王在《大众公报》的照片上戴的是同一款。不过她的帽子肯定是加足了衬里的。”
“这个白色和你的头发很搭配呢。”
“这是一种断裂白。”
“肯定挺快就会显脏，对吧？”
“我都是用丙酮洗的……不过在我戴上之前，我总会把手彻底洗干净。”
“你也可以用干面包洗。我的米色帽子我就总这么洗。”
“前几年谁能想得到这样的事儿啊？我们会用面包来洗帽子？”
“菲鲍文现在是一栋接一栋地拔高这些廉租楼啊。如果有个哥哥在内阁的话，这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在战争期间肯定是不准他这么做的。德国人会说：‘菲鲍文，您给我们看看您的财务记录。不，不是这些。是藏在床底下的小盒子里的。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什么？不参与经营的合伙人是路易泽·舍勒科斯夫人，您的嫂子？接下来几年就待在劳改营吧！’”
“昨天我赶时间。在去乘有轨电车的路上我还很快地交了足球彩票，买了一份《人民报》。我回到家，坐到壁炉旁边，打开报纸却懊恼地发现，他们塞给我的是前天的报纸。今天早上我又去了。‘可是先生，’卖报纸的说，‘您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像您这样的话，每个人都能跑过来，读完了报纸，第二天又拿回来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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