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一次出了学校,天在下雨。我当然不想穿着罩裙回家,因为职业学校的男生们会看到我。而我的短裙,我就那么一条,就都湿透了。我把它挂在壁炉旁边烘干,没太注意。结果裙子都烤焦了。我们的爸爸打得我鼻青脸肿。我从我们爸爸那儿挨的打可真不少。”
“他是好意,康斯坦泽。他就是太生气了。”梅尔克说。
“没错。”
“他不会处理钱。我总得留心看着,不然法警就会搬着椅子坐到我们家门口了。我总得存一点儿钱下来,每个星期。每个星期我去取支票的时候,都会存一点儿到储蓄账户上。吃的,我买好了一个星期的。然后你父亲就带着一个哥们儿进了家门。他们唱着《采珠人》,放开了喝啤酒,三下两下吃光了一个星期的饭菜。结果我们就吃了一个星期的鲱鱼。他的哥们大部分都是渔夫。他特别爱听他们讲一个在大海中间爆炸的废引擎,讲俄罗斯人只好拖走了那艘船,把船员嘲笑了个够,因为他们漂洋过海地把愚蠢的比利时人直接送到了俄罗斯。‘再给小子们一瓶裴乐杰啤酒。’他喊道,我的巴希尔。‘来啊,再来一瓶裴乐杰。’而我就像在一家酒馆那样给他们斟啤酒。总是‘裴乐杰啤酒’这个牌子。他们又唱起了《采珠人》,还用两声部唱,唉,不对,是六声部。菲利贝尔特也在,他是一个瞎子,一次又一次地说起他的狗弗洛里斯,弗洛里斯是被他饿死的。我说:‘菲利贝尔特,你为什么不找我要点儿剩菜给弗洛里斯呢?’‘哎哟,阿梅利亚!’他对我说,‘我已经找过你那么多次要吃的了。’我说:‘对啊,那又怎样?’‘不行啊,’他说,‘人绝不能同时和两个人上床的。’我说:‘为什么不行?只要地方够大!’这话儿一不小心就溜出了我的嘴。所有的人都笑了,但我挨了巴希尔狠狠一巴掌,搞得我第二天还眼冒金星。今天我也总看到星星,但是不一样的,现在看到的都是黑星星。
“其实也不是黑星星,而是黑蛾子。”
路易斯说起了他在格拉斯码头和科伦码头散步的事儿,描写了行会大楼、文艺复兴风的墙面、巴洛克的富丽气派、大门楼、山形墙和屋脊上的金帆船。“真是个梦!就是中世纪现身!”
“小傻瓜!”拉夫说,“他们把所有的风格都瞎搅和到一起,就是为了本世纪初的世界博览会,为了那些什么都不懂的游客。还有你这样的小傻瓜!”
修道院学校屋顶上空的天空是海绿色,是一个属于违禁艺术方向的画家用粗糙的笔画漫不经心地刷出来的。修道院的围墙和天空一样高,我太矮了,看不到天空。“那儿,一只小羊,看啦,小路易!”
两个人影,我的祖父和我祖父的儿子。一张抖动的黑白照片,这里那里被教父着了色(梨树的轮廓,贝克朗随时会带着他的镰刀出现的篱笆),木犀草的绿色和旧粉红,用真正的鼬毛做成的精致画笔画的。画完之后他就把它摆放在了垫了紫罗兰色天鹅绒的小盒子——隆德泽尔牧师的礼物——里,发臭的彩虹色长颈瓶旁边。
教父是两人中比较矮的那个,这让我感到惊讶。我总以为他比爸爸要高一个头。“他身子缩小了。”梅尔克得意洋洋地说。比利时人平均每年会缩小多少厘米?年纪大了就会缩得更快?
教父带着探查和惩罚的目光走过缓缓转动的旋转木马,虽然看不到任何使徒、霍屯督人或毛头小子。他的格琳格纹呢西装毫无瑕疵,裤子上的褶儿就像是拉了一条铁丝。鸽灰色的领带打了个宽结,嵌着珍珠,扎得太紧了些。喉结被压了进去。教父咽口水动作那么大,他几乎都没法呼吸!尽管如此他还是用一个地方总督的目光四下扫视,寻找躲在贝尔纳德岩洞里的孩子。他身边的爸爸也在找,怎么可能呢,他不是被绑着躺在稻草上,远离了他的父亲兼主人兼师父?我祖父,也是我的施洗教父,有黄金皱纹。他的太阳穴上的青筋:黄金蠕虫。他腰板笔直地迈着步子,这是他在14-18年之前学会的。冬日阳光。
教父站住了。他在静听。他的儿子说话了:“我什么勇气都没有了。”“可是我的儿子在哪儿?”教父说,叫了我的三个别名,忘了最重要的第四个,不认基督的使徒佩特鲁斯。爸爸低头看着他父亲的鞋带,卑微地站在教父的影子里,在浅灰色的、形状相同的光里。教父两根手指插入马甲口袋,抽出了一张证件照。“是他吗?”爸爸抬头看到了一个耳朵突出的少年的照片,点了点头。教父用碎花白手帕轻轻擦了擦自己的耳朵,一个塞涅夫动作。
“你想逃跑?”他问,“跑到爱尔兰去?”
“去阿根廷。”父亲说。
“爱尔兰吧。”教父加重语气说。他的定制西服来自爱尔兰,一个主教与殉道者的国度。妈妈熨了这件西服,之前往料子上喷了水,在基督之国为基督的和平洒的圣水。修女们随着管风琴或风琴唱歌。
“你为什么要逃跑,斯塔夫?”
“因为他们判了我死刑。”
“谁说的,我的儿?”
“理发师菲利克斯。”
“谁宣布的审判?”
“犹太人。”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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