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鼠疫》,决定性的进步

张博

(法国巴黎索邦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法国文学研究。)

1947年，当《鼠疫》在法国正式出版之时，加缪本人并未亲身经历过任何一场大范围流行病。他关于鼠疫的全部病理细节，无不来源于医学文本与历史资料中的二手经验。他在小说的筹备阶段对这些文献的收集和研读颇下过一番苦功，这最终使他的相关措辞与描述显得极为专业。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人性全面而深刻的洞察令他恍若身在现场。他的笔触遍及官僚、记者、医生、病患以及民众，他们或悲壮或卑微，或可敬或可笑，或理智或疯狂，或为公益或为私利。加缪告诉我们，什么人在互相推诿，什么人在担起职责；什么人在钳制舆论，什么人在启发民智；什么人在传播谣言，什么人在澄清事实；什么人在畏葸逃避，什么人在前线奋战；什么人不顾他人安危肆意妄为，什么人以生命为代价发出预警。加缪试图证明：众生喧哗之中，并非所有人都只顾个人的安危甚至舒适。他的目光关注每一位无名的抵抗者，不只驻守一线的医生护士，还有那些负责统计数据的文员、看管营地的门卫、自发组织的护工等，他们用微薄的力量共同构筑起一面人类最坚强的抗疫之盾。在这些伟大逆行者的背影中，加缪为我们展现了人性之光的高贵与璀璨，并且告诉我们，“在人类身上值得赞美的比应当蔑视的东西更多” [1]。

今天，我们依然在阅读《鼠疫》。甚至，我们完全有理由携带着现实经验进入这部小说。相信加缪本人对此也会深表赞同。因为这代表着我们通过阅读文学开始了对现实生活的思考，穿过小说的虚构透视我们真实的人生，去追问生命的真谛。《鼠疫》的象征性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不过，如果我们想更细致深入地理解《鼠疫》本身，就必须回溯小说创作伊始的时空处境，了解加缪写作时的人生经验。《鼠疫》的诞生依托于一段具体的历史，认知这段历史是我们研读这部小说的第一步。

《鼠疫》的诞生：历史与象征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收藏的《鼠疫》相关文献中，保存着几份珍贵的小说草稿。其中一份编号为N.a.fr.25248的手稿是现存诸份草稿中的最早版本[2]。在其扉页上留有加缪的手迹：“《鼠疫》/(初始状态42年8月至43年9月)。”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撇开更早期的确立意向、罗列大纲和收集资料，加缪正式展开《鼠疫》初稿的创作，应不晚于1942年8月；同时，另有一份编号为N.a.fr.25250的打字稿，则是加缪对以上初版的大改，被作家本人视作草稿第二版[3]。在稿件的结尾处，加缪标明了它的写作时间：“1942—1946”。这一完稿时间距离交付伽利马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已颇为接近。事实上，加缪对《鼠疫》的修改一直持续到1947年小说出版前的最后一刻，乃至在正式付印前的校样中加缪依然在对小说的开头结尾进行调整。而他在动笔之前的准备期也同样可以追溯得更远。在加缪的《手记》中，第一条与《鼠疫》直接相关的记录书写于1941年4月：4月。第二个系列。

悲剧世界与反抗精神——布杰约维采(三幕剧)。

鼠疫或意外事件(小说)。

这则笔记为我们标定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1941年4月，加缪决定创作一部以鼠疫为主题的小说。这一写作意向在这一时刻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1941年法国已经在纳粹的兵锋下投降，包括巴黎在内的北方国土全部沦为敌占区，仅剩维希政府在南方苟延残喘。也正是在这一年，加缪在友人介绍下加入了抵抗运动组织，负责情报搜集和地下报刊出版工作。所以，时代、环境与经历对于加缪此次创作起到了明显的刺激作用。笔记中提出的“悲剧世界与反抗精神”，与加缪当时的处境息息相关。

除此之外，这则寥寥数语的笔记还蕴藏着丰富的意涵。不仅“鼠疫”一词作为小说的主题首次出现，这则笔记更包含着加缪重要的创作纲领。“第二个系列”这一提法，一方面暗示了当时刚完成不久的《局外人》(完成于1940年)、《西西弗斯神话》(完成于1941年)、《卡里古拉》(初版完成于1941年)为加缪心中的“第一个系列”[4]，更充分说明，在加缪构思《鼠疫》的最初时刻，脑海中已经产生了“系列”意识：他即将创作的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系列作品。加缪为这个系列最初构想了一部戏剧和一部小说，之后还将进一步扩展，最终形成“反抗系列”(包括小说《鼠疫》、戏剧《戒严》和论文《反抗者》)。而“反抗”这一关键词在这里已经出现：“悲剧世界与反抗精神——布杰约维采(三幕剧)。”表面上看，“悲剧世界与反抗精神”在此仅仅用以描述《布杰约维采》(亦即日后的《误会》)这部戏剧的主旨，但是，既然加缪在此将戏剧与小说视作同一“系列”框架下的姊妹篇，这一对戏剧主旨的描述无疑可以被小说所共享。事实上，相比于日后被加缪修改得面目全非最终更接近于荒诞主题的《误会》，“悲剧世界与反抗精神”这一主旨反而在《鼠疫》中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达。

从1941年确立意向，到1942年正式动笔，直至1947年小说付印前最终修订完毕，在加缪无数次调整和改动中，“悲剧世界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