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鼠疫》,决定性的进步

反抗精神”得到了不断深入和强化。与此同时，法国历史也在这段时间经受着剧烈的动荡：从1940年法国战败后北方沦陷以及自由法国在本土之外建立与维希政府形成对抗，到1942年整个南部自由区被德军侵占，再到1944年盟军反攻后法国全境逐步解放，及至1945年纳粹战败欧洲战事终结，最后到1947年东西方阵营之间铁幕形成，一场新的战争似乎在地平线远端若隐若现。在这段不同寻常的历史背景下，加缪本人的经历同样波澜起伏：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他曾试图参军入伍，但糟糕的身体状况令他无法胜任，不过很快，他投入了本土抵抗运动中，并最终成为《战斗报》的主笔，以文字唤醒全民的斗志，不但完整见证了法国沦陷期间的至暗时刻，更以自己微薄的力量与他的战友们不懈反抗直至解放到来，而在短暂的欢庆之后，加缪警惕的目光很快便投向了那张渐渐升起的铁幕，对人与人、国与国、阵营与阵营间的隔阂与敌意忧心不已。这段经历深切地影响了小说的写作。

《鼠疫》不是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回顾总结，它的写作过程与这些历史事件以及加缪的个人经历是同步、共时的。加缪留下的那些被无数次涂改的草稿足以说明，他对《鼠疫》的创作远非一蹴而就。而在这些大面积改动中，除了文风、结构等艺术方面的考量，历史的激烈变动带给加缪的经验也在不断逼促他调整自己的叙述，多次调整大纲，删改人物，更改情节。小说与现实的联系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浮现[5]。在法国国家图书馆25250号打字稿第85页上，加缪留下了一处笔误，把“鼠疫”直接写成了“战争”。这一无意识的错误在校样中得到了更正，但这足以说明，在加缪的潜意识中，“鼠疫”与“战争”是一组同义词。

在小说最终定版后，这一同义关系依然在细节处得到了保留，只是进行了更和缓的处理。在小说第一部分，当“鼠疫”一词第一次被宣之于口时，加缪评论道：

“世界上发生过鼠疫的次数与战争同样多。然而面对鼠疫和战争，人们永远不知所措。”人类遭遇的灾祸何其多，发生饥荒、旱涝甚至地震的次数也绝不少于战争。但加缪唯独把鼠疫与战争并置，这一方面暗示了鼠疫在小说中不应被视作天灾，而和战争一样属于人祸；另一方面亦明示了鼠疫与战争当时在加缪心中的同质性。

纳粹入侵法国的战争是《鼠疫》无可回避的背景。《鼠疫》的诞生天然依托于这段历史。我曾经提到：“《局外人》所设定的情境，恰恰是最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亦即我们每个人在生命中都必将经历的平淡到近乎平庸的日常生活。这也是为何加缪在谈到《局外人》时会说，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写实的’，不如说是‘象征的’，因为默尔索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隐喻，这种以寻常历史时期为背景的框架使其可以轻易地与遥远时空之外的读者对话并令其代入自我。也正是这一以日常生活为背景的布置，越发使得‘荒诞’显得如此避无可避，因为它无须特定的历史时机激发，而是无声无息却又无所不在地笼罩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无处奔逃。”[6]与《局外人》“最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这一背景相对，《鼠疫》的故事中可谓充满历史的痕迹：一开始，鼠疫暴发导致奥兰全城封锁；接着，越来越多的人集合起来以各自的方式与疾病斗争；最后，鼠疫被战胜，城市解禁，外地遥远的亲人归来。这一条故事主线几乎可以与法国的沦陷、抗战和解放进行最简单直白的对接。加缪本人对此亦毫不讳言，他在1955年致罗兰·巴特的公开信中明确指出：

《鼠疫》，尽管我希望它能够从多种意义上得到阅读，却拥有一个一目了然的内容：欧洲抵抗运动对抗纳粹的斗争。其证明就是，尽管没有说出这个敌人的名字，在欧洲的所有国家之中，所有人都能认出它来。另外，《鼠疫》中的一个长章曾于敌占时期发表在一本战斗刊物上……《鼠疫》在某种意义上，远大于一部关于抵抗的编年史。但毫无疑问，它不会比这更少。

加缪的这一自辩足以说明《鼠疫》与历史的紧密关系。在《鼠疫》呈现其他意义之前，它首先是一部“关于抵抗的编年史”，它一目了然的内容是“欧洲抵抗运动对抗纳粹的斗争”，这是小说初始的基本点。

因此，20世纪40年代真实发生的纳粹侵略战争与抵抗运动，是《鼠疫》诞生时不可或缺的时空元素，也是理解这部小说时必不可少的背景内容。《鼠疫》涉及纳粹的暴行，涉及法国沦陷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时刻，以及在法国沦陷背景下加缪作为抵抗者真实的个人经历。这是一部在历史车轮中诞生，并且回荡着历史回声的作品。尽管时过境迁，这一点对于今日的读者而言依然有了解的必要。

与此同时，加缪致罗兰·巴特公开信中的这段话还透露出与上文完全相异的内容：加缪“希望它能够从多种意义上得到阅读”，“《鼠疫》远大于一部关于抵抗的编年史”。换句话说，加缪希望《鼠疫》有能力超越历史，走向更宽阔的普遍性。于是，《局外人》中日常生活的隐喻所带来的扩展力量并没有被《鼠疫》排斥，历史性与普遍性在这部作品中形成了一种微妙的辩证。对于这部诞生自历史情境中的作品，加缪在修改过程中的目的之一恰恰是淡化过于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