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鼠疫》,决定性的进步

，“象征来自现实，形象生于感知”，这正是《鼠疫》中历史与象征之间的交会点和锚地，二者的关系在这一段话中完成了统合。这部在历史车轮中诞生并且回荡着历史回声的作品，也由此超越了具体的一时一地，成为继《白鲸》之后又一部“关于人类与恶抗衡的战斗”“最为惊心动魄的神话之一”，成为关于荒诞与反抗的深刻象征。

《鼠疫》的主线：荒诞与反抗

如若要从《鼠疫》中提取几个关键词，那么“荒诞”与“反抗”必定位列前茅。“荒诞”化身为一场致命疾病大发淫威，而“反抗”则由无数人的抗“疫”之战共同呈现。它们并非小说的唯一情节，分离与流亡、彼岸与此世、个人幸福与集体责任、爱情的真实与虚幻，乃至于写作的可能与不可能等，这些丰富的内容共同构成了这部小说庞大的精神世界。这不是一部由纯粹思辨构成的哲理论文，而是一部“铭刻在现实的厚度之内”的文学创作，所以本不应该提取什么关键词，因为越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其意义就越是沉浸在细节中。上文提到的每一个话题都理应获得重视和探讨。不过，小说毕竟存在一条主线：一场由鼠疫引发的人类行动。或者更加粗略地简化为：一场由荒诞引发的反抗。我们需要牢记这只是一种粗略的简化，它完全不能代表小说的全部，但我们的研读依然选择从这里落笔。

无论“荒诞”还是“反抗”，在加缪的思想世界中都是超越单一作品之上的纲领性概念。所以，它们在加缪笔下必然有其来龙去脉、起承转合。为了厘清《鼠疫》中的“荒诞”和“反抗”，就不能局限于这部小说的内容本身，必须引入其他作品加以参照。一方面，这让我们可以追溯《鼠疫》中反抗思想的来源并看到它的最终成果；另一方面，加缪的许多论述性文字和小说在思想性上互为表里，比小说中迂回的表达更加直接明确。它们是理解《鼠疫》中反抗思想的必备工具。

在加缪笔下，“荒诞”与“反抗”这两个关键词，在写作《鼠疫》之前都已出现。前者毋庸多言，“荒诞”早已和《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卡里古拉》这些“荒诞系列”作品紧紧绑定在一起[10]。相比之下，加缪的早期作品中论及“反抗”的篇幅较为有限，但并不因此而缺少重要性。面对世界与人生的荒诞，加缪从一开始便清晰地感到人不能因此屈服，需要去寻找一种方式反抗这种处境，在一个荒诞的世界中重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以“意义”抵抗“无意义”，这便是加缪反抗思想的最初起源。

在《西西弗斯神话》中的《荒诞自由》一节，加缪第一次提出了“反抗”的内涵，他写道：

反抗将其自身的价值赋予生命。它延展在生存的完整始末，恢复了生存的伟大。对于眼界宽广的人来说，没有什么美景能够超过智慧与一种使人不知所措的现实的搏斗。人类的自尊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景观。一切贬低在此都将毫无意义。这种精神自律的守则，这种由万事万物锻造而成的意志，这种直面的态度，这其中包含着某种强大而独特的东西。现实的非人性造就了人的伟大，削弱这种现实，也就同时削弱了人自己。

加缪不回避现实的“非人性”(“荒诞”的同义词)，但他强调人类需要对此现状彻底地加以认识，承担这种认识所带来的重压，并最终将这种压力转化为寻找价值的动力。承认一种无法逃避的沉重现实，但不承认人类在这种现实面前注定被“荒诞”同化，这便是加缪借用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11]这个形象所象征的内容，也是他在此处赋予“反抗”的含义。对于每一个在柜台、办公室、流水线或其他地方从周一工作到周五的普通人，我们从某种程度上都生活在一块永远推不完的巨石面前。这是一种困境，加缪将其视为“荒诞”的表现形式之一。面对荒诞，加缪“渴望知道是否可以义无反顾地生活”，追问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如果世界的荒诞无法消解，或者说荒诞本是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每个人都有一块巨石等待他去推动，人生究竟应该如何面对？加缪恰恰在此时说道：推动巨石，忍受这个荒诞的世界并不代表屈服，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清醒过来，看到我们荒诞的处境以及我们注定失败(死亡)的结局，我们便看清了自身的局限，同时知晓人生的意义既不来自上天也不来自彼岸，它仅来自人，必须由人本身来创造，也只能通过人来创造。

对自身的处境拥有冷静的认识，保持反抗的灵魂，守护心灵的独立，将巨石一次又一次推起，在加缪看来是一件英勇之事。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中用人类的双手创造意义，这就是写作《西西弗斯神话》时加缪眼中“反抗”的使命与内涵。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意识到，《西西弗斯神话》与《局外人》一样，讨论的是普遍性的日常，于是这块压迫西西弗斯的巨石始终未被打碎，加缪对于西西弗斯的所有论述都建立在承认这块巨石存在的基础之上。因为在当时的加缪看来，这块巨石属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可谓其固有属性：“现实的非人性造就了人的伟大，削弱这种现实，也就同时削弱了人自己。”所以，他没有让西西弗斯把反抗引向这块外部的巨石，转而激发内心不屈的意志。西西弗斯由此可以被称为“内心的反抗者”[12]。

然而，1939年9月爆发的战争彻底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