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公元1948年，中国解放军所向披靡，所占领的区域比之前翻了数倍，犹如一只龙腾虎跃的巨龙直捣蒋委员长的巢穴，势如破竹，摧枯拉朽，那国民党的猛将被各个打得首尾不顾，宛若热锅上蹦跶的牛蛙，进行最后的挣扎。46、47年解放军被动的防守也开始全面掣肘和消灭国民党残余军队，准备黎明前的大决战了。

新事物代替旧事物总是必然，可黎明前总是无比黑暗的。

李桂芳和刘云兰共育有三子，二男一女，最大的是个儿子，起了名儿唤作国平，含义是“中国的太平”，那孩子是公元1942年出生的，细细算来有六岁了；排行老二的是二儿子国安，是44年出生的；最小的叫作国华的女孩则是在建国后才出生了。

那个时候上街买东西已经需要提防着粮食的价牌，每个人到大街上买东西不如说背着一大堆法币去换东西，仿佛那一大堆法币就是一堆茅厕里的废纸，思量起来反倒不对劲儿了，茅厕里的厕纸好像揩屎粪还比法币用的更舒服些。蒋委员长的光头形象配上那七八个零，犹如不自觉地又扩了个十倍的纸面价儿。蒋委员长名言说得妙：“军人不去打仗挽着女人逛西湖，是该骂该罚！”自己在经济崩溃之时却微服私访，出入于各种青楼，日记上清清楚楚地标记着，“某某年某某日，出入于某某青楼，真是禽兽不如，下次注意！”没过两天，又跟秘书搞上了，又言语“某某年某某日，内心激荡，犯了错，下次切莫再犯……”搞得跟清末重臣曾文正公一样圣贤无比，似乎那些慷慨激昂奉化口音的名言只是对下属言论的，自己倒置身度外了。

普通人是没有蒋委员长常常检讨的优秀质量，他们只为了活下去而拼了命。国统区的物价仿佛脱了缰的野马，在满目疮痍的城市里飞速奔驰着。自从年初国统区的每个人都备好了多出家中需要粮油几倍的法币，到那粮油店跟前抢着那已贵若黄金的大米、小米还有那被老鼠吃得稀里呼噜不剩几个粒子的黄白玉米。仅仅在48年一年发行的法币总数就已经是40—47年之和了，而40—47年发行的法币又是之前十年总和的三百倍，那些手里攥着巨额资金的资本家和那些官僚政客勾结在一起，像一群吸食血髓的蜱虫，官僚政客负责提供信息，抢着物价上涨的时间差；资本家把那国统区本就缺乏的粮油囤积了起来，形成了一个煞有其事的规律。一个没有油光的屁大点大的烧饼五万元，在内战前只要两三块；麦子一石五百万，高粱一斗六百五十万，那些油盐酱醋更是像沙漠里的一口清水，小林子里的梅子用来止渴，不到万不得已，没有几个人买来细细品尝。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没有政府赈济救灾那些百姓是死是活根本也无从顾忌，政府和大商人都在自顾自地多挣些国难经费，忙得连泡青楼的时间都减免了不少。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抢些商人官员的钱财，弄出“劫富济贫”的阵仗，那口号也只是喊出来的，直到冒着枪林弹雨抢到几包粮食，又逼逼赖赖起来，言语着什么“多劳者多得，少劳者少得，不劳者不得”之类天经地义的语言，似乎那才是世界上最公正的道理。

严冬到了，雪花飘落，城里无不闹着可怕的饥荒，一个个饥饿的人，脸都肿得恐怖，尸横遍野、哀鸿满地。

穷困的男人贩卖了自己的女人和亲生骨肉，只为换一口饭钱；那富得流油的富人却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仿佛羊群里混着的豺狼，卖着可有可无的惨象。

解放区的粮食储备还算殷实，在打倒了那些地主之后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模样，与那国统区饿殍满地的情景大不相同。解放区家家户户屯的粮食至少能够保障他们不被饿死，那一垛垛金黄的麦穗垂在挨家挨户的田野上，年丰时稔，金灿一片，犹如一层层金黄的麦浪，喜人至极。

军区的粮食是专门供应的，一辆辆大卡车从田地里运来袋袋的粮食，那一袋袋军粮大都是后勤兵播种和收获的，还有一些是老百姓主动供应的，不过百姓提供的粮食比预想的多了几番，他们在有了自己的田地后，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许久不见的笑容，满脸春色的，和那金黄的穗子相得益彰，衬出一幅无比壮美的图景。

李桂芳在多年的历练中养成了吃苦耐劳、朴素的生活习惯。她很少买布料做些新衣服。她在装炮弹时由于那炮架铁疙瘩的棱棱角角，有一次正好把她那胳膊肘上侧的衣服磨烂，她倒挺会补洞的，干脆把那整个袖子截了下来，将军装得下裁出个不大不小的窟窿，又把那在炉灶上做饭时穿着的蓝色围裙补到那军装胳膊肘的上面，把那剪刀剪得整整齐齐的军绿布料补在了胳膊上侧。这样她只要护着肘子走路，别人就总瞧不到她的军服上的破洞了。

炮弹厂的女兵都穿着钉满了补丁的衣服，身上蓝蓝黑黑的补丁混作一块，又加上她们平日不怎么洗衣服，那衣服上污垢堆了一层，乌的像屎，黄的如尿，那些油污与尘灰交杂在一起，就跟茅厕里的抹布一样，赖赖巴巴、破破烂烂。

每次李桂芳穿着“崭新”的军装从厂的大门进去时，那些女兵的目光就全部打了过来，那衣服被衣皂洗得一尘不染，翠绿的泛着光，就跟新发的军服一样，上面还留着清幽的香味。

那些女兵就嫉妒地小声嘀咕：“她就是靠她老公才穿上那衣服的，有什么了不起的。”

她这么干了几十年，给她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