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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责任制在松陵村的实施整整拖了一个月也没有动静。田广荣以为他顶住了江涛，他手中权力也不会因此被削弱。阴历的二月底，江涛突然领着三个机关干部驻进了松陵村。江涛只召开了一次党员干部会，一次社员大会。他的口气很硬：生产责任制非搞不可！谁也休想拦住！谁不走，就推着他走，拉着他走。年轻的江涛风风火火，他的耐心已到了极限，要他反覆地给持反对意见的庄稼人做工作，已办不到，那不是他的性格，他要下硬茬，来硬的。大队里成立了领导小组，由田广荣任组长，由于田广荣的提议，祝永达被江涛提到了副组长的位置。各生产队也都成立了工作小组。几天以后，进入了实质性的工作阶段：先丈量土地，给土地定等级，然后，按等级估计产量；然后，给牲畜农具折价；然后，决定每个社员承包土地的亩数；然后，分地、分农具、分牲畜。这些工作，都是在江涛和工作组的逼迫下干的。江涛有他的主意：你们不干，我要逼着你们干，哪怕有人说我是走资本主义，是搞復辟也罢，全公社的生产责任制一定要在夏收前结束，这一料庄稼一定要各户收各户。江涛的强硬做法使田广荣措手不及，他明白，江涛仗着他是公社党委书记，以权压他。让他领头解散生产队是等于把他放在火上烤，他又不能不被烤。顶撞他，给他来硬的，或者说把他轰走，已经不是上策了，田广荣只能做出一副拥护的姿态，只能采用他一贯采用的手法，操纵一些人和江涛对着干。田广荣当干部几十年，一条宝贵的经验就是：操纵群众斗干部，操纵群众斗群众，操纵干部斗干部。他有操纵的能力。操纵的结果是他从中得利。

田广荣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是两码事，他一方面赞成拥护搞责任制，一方面又在捣鬼、闹事。祝永达第一次见识了田广荣的这种为人处事。田广荣不干，他干。田广荣提携了他，他当然很感激。但是，他不能成为田广荣手中的拐杖，每样事都听他摆布，他应该有自己鲜明的是非观。田广荣以为他软弱。其实，不是他做人太软。他明白，当他站起来的条件还未成熟前，他只能趴下。机会来了，他就要干。他不会对田广荣百依百顺的。他不怕有人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才不管什么道路不道路，只要他喜欢干的事情，他觉得对庄稼人有利的事情，他就干到底。他还是那个想法，为了自己而干。

开始分地了。生产责任制到了要紧处，祝永达总是放心不下。那天晚上，他到邻村的杨柳大队去问他们的做法，回来时，已是夜阑人静。走到三队的地头，他看见有一个人在地里晃动，看不清是干什么，于是，他就站住了，他细看时，才发觉，那人是在拔地里的木楔。他大喊一声：“谁？”那人听见喊声，拔腿就跑。祝永达穷追不舍。那人朝着去县城那个方向跑了，并没有向村里跑。跑动的姿势很眼熟，借着微弱的亮光，他从背身已能判断出那人是谁。眼看就要撵上了。那人回过头来，将手中的木楔朝祝永达扔过来了，祝永达痛叫了一声，用右手捂住了眼睛。人没有追上，差一点被伤了眼睛。第二天，祝永达鼻青眼肿地来到了大队办公室。他给谁也没有说眼睛是怎么伤了的。他在办公室没有久留，就去五队通知下午的生产队长会议。五队的队长没有在家，他将通知留给了队长的女人。队长的女人给他说，队长大概在饲养室。走到五队的饲养室门口，他一看，饲养员马仁义正在抱着一头牛，一隻手在牛的耳朵上抚摸，自己的脸贴在牛的脸上蹭。他不知道马仁义在干什么，换了个角度看时，马仁义眼泪长淌。他心头一震，即刻明白了；这是马仁义和他的牛做告别。当了好多年的饲养员，马仁义肯定和他的牛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庄稼人对土地对牲畜的这种感情，他同样具有。即使他们明白，分田到户是件好事，心中的“痛点”一时还化不开。他觉得，江涛把事情简单化了。在庄稼人还没有把分田到户究竟是瞎是好看清之前，就是采取强硬措施把地分了，后面将会有一大堆难为人的事情。

第三生产队花了五天工夫，将三百多亩土地分到了社员名下，地里栽上了木楔子，木楔子上写上了社员的名字，界石还没有来得及埋。一个晚上，全部木楔子被人拔走了，地里换上了另外的木楔子，木楔子上写着：打倒贫下中农的敌人江涛！我们不单干！我们要集体！我们要走社会主义！土地得重新丈量，木楔子得重新栽，几天工夫白花了不说，插在地头的标语意味着有人确实要和他对着干。江涛在地里去一看，一脚将那写着标语的木楔子蹬倒，踢出了老远。江涛没有工夫来追查这事是谁干的。无论是谁干的，也拦不住他。他叫田水祥组织领导小组的成员重新丈量，重新栽木楔子。田水祥不干。田水祥执拗得八头牛都拉不回来，他说：“既然社员们不愿意分地，我不能逼他们。”江涛问田水祥：“是社员们不愿意，还是你不愿意？”田水祥说：“我也不愿意，我要和社员们一起走社会主义。”田水祥可能没有想到，江涛做事手腕很硬，他先训斥了田水祥一顿，然后当即宣布：撤销田水祥的生产队长。

江涛吩咐祝永达去叫田广荣商量第三生产队的队长人选。祝永达回来说：“田支书病了，在炕上躺着。”江涛把马志敬和祝万良他们召集到一块儿，让他们确定三队的生产队长，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