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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载上元节，杨氏五宅夜游，遂与广宁公主骑从争西市门，杨氏奴挥鞭误及公主衣，公主堕马。驸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数挝。公主泣奏之，上令决杀杨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许朝谒。于是杨家专横，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乐史《杨太真外传》）。以堂堂皇家公主，尚且受辱于杨氏家奴之手，区区百姓，就更不必说了。末联「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如神龙掉尾，笔锋陡转，写出杨国忠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气焰熏天、灼手可热的情状。从「美人相」，经过「富贵相」、「妖淫相」，最后显出「罗剎相」。绝代国色，竟然和恶魔连成一体，而且连得那么自然，那么真实，使人不得不嘆服诗人笔有化工。

清人浦起龙说这首诗「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嘆声，点逗处，声声慨嘆」（《读杜心解》），很有见地。如「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就字面上看不过形容杨氏姊妹娇贵而已，但联繫当时作者「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的穷困境遇，联繫当时「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的凄凉景象，再看这种暴殄天物的行为，就令人切齿了。又如「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似乎漫不经心地穿插在里面，但实际上却含有深意。杨氏姊妹外出游玩，玄宗竟派太监不停地送来御膳，其体贴宠爱，可谓入微，而正是这种宠爱，助长了杨氏骄横跋扈的气焰——这正是诗人发自内心深处的感慨。

灵湫记异

相传西周末期，周幽王在骊山（地处今陕西临潼东南）北麓修建骊宫。山有温泉（汤泉）。但那时的温泉，上无尺栋，下无环墙，沐浴时可见星辰，名为「星辰汤」。直到秦始皇，才在这里砌石起宇，名为「骊山汤」。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在此大举扩建，将汤井改建为池，环山建造宫室，更名为「华清宫」，因宫在汤泉之上，又名「华清池」。华清池是唐代帝王游乐的别宫，天宝年间（742－755），玄宗在每年十月，都要携杨妃姊妹来这里，直到年底或第二年暮春三月才回长安。其间还要驾临汤泉东面的灵湫致祭。有感于时事危急，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夕，写了《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这首诗。

《淮南子?精神训》：「月中有蟾蜍。」高诱註：「詹渚，月中蛤蟆，食月，故曰蚀于蟾蜍。」古人将蛤蟆看作是蚀月之物。月是阴精，为后妃之象。据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载，禄山自请为杨妃养子，入朝必先拜杨妃，出入宫中，不受禁止，浊乱宫闱。诗中说「坡陀金蛤蟆，出见盖有由」，正是以蛤蟆蚀月寓讽刺之意。李白《古朗月行》：「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悽怆摧心肝。」语意与此相似。《资治通鑑?唐纪》玄宗天宝十三载：杨国忠言安禄山必反，且曰：「陛下试召之，必不来。」玄宗使召之，禄山闻命即至，并见上于华清宫。由是益信禄山，国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于玄宗，不听。加上杨妃同安禄山不同寻常的亲密关係，也决不肯加罪于他。唐人好以西王母比杨妃，故诗中说；「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

华清池

又据《安禄山事迹》载：「尝夜宴禄山，禄山醉卧，化为一黑猪而龙首。左右遽言之，玄宗曰：『猪龙也，无能为者。』」，这固然出于后人的编造，荒诞不经，但唐玄宗对安禄山的轻信、放任，确已到了昏聩的地步。安禄山被遣归范阳，无异纵虎归山，就像猪龙僭拟真龙，蛤蟆变为长虬，其叛逆之势已成，不可制服了。故诗中说：「復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虬。」王嗣奭道：「禄山当如阴虫伏处，今一旦凭藉宠灵，窥窃神器，妄自意为夭矫飞天之物，岂非蛤蟆而黄虬，上下失位者乎？」（《杜诗详註》引）深中此诗肯綮。

当杜甫作诗之时，安禄山反信未至，而逆迹已萌，但有言禄山反者，玄宗皆缚送禄山，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诗人出于对形势的忧虑，不敢不言，又不敢显言，故用「始以蛤蟆忽之，终为长虬难制」立意，作曲笔之讽，写得迷离恍惚，变幻莫测，奇奇怪怪，不可方之。但只要弄清有关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传闻异说，就不难理解了。

赵翼论「蹉跎金蛤蟆」以下几句，引唐人陆勋《集异志》语：「高宗患头风，莫能疗。有宫人陈姓者，世业其术，帝令其合药。方置药炉，忽一蛤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帝命放之苑池。」言「《集异志》本小说家，而少陵用之，想是实事」（《瓯北诗话》）。杨伦《杜诗镜铨》引钮琇《潇湘录》所记，与此相同。清人张上若则认为「湫龙移宅当时或有其事，至金蛤蟆则全是寓意，公故做幻笔以实会虚，使读者不测，亦定、哀微词也」（郭曾炘《读杜札记》引）。杜甫写这首诗，所依据的究竟是当时的实事还是传闻，其实并不重要，一定要说其中某某是实事，反致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之诮。就杜甫来说，只是想以此警悟玄宗而已，是将传统的「天人感应」说，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

钱谦益《钱注杜诗》引《长安志》：「贞观中，乘舆将自东门入，时（汤泉）水暴涨平岸，见物状如猪，命有司致祭，其物因失所在。开元八年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