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页

鹦鹉

「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周易?繫辞传上》）。早在先秦，人们已经认识到，人的一言一行，都关係到自身的荣辱，祸害往往是由言语造成的，又怎能不加注意呢？古代帝王为了从诗歌中了解民情，曾提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的说法。后世帝王虽然在嘴上也这么说，但真能做到的却不多。南宋杨泰之朝见理宗，坦率地说：「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为戒。」一方面鼓励别人说真话，一方面又因别人说了真话而加以迫害，后世专横无道、刚愎自用的帝王，都是这样。历览前史，西汉孔光在言行周慎谨密这上面，可算是个典型。据说他假日回家休息，和兄弟妻子一起閒谈，从不谈论朝中政事，「或问（孔）光温室（汉长乐宫中有温室殿）省中树皆何木也，光默不应，更答以他语」。一个朝廷大臣，竟落到这种地步，这已不是谨慎，而是胆怯，不是可笑，而是可悲，不是可钦，而是可耻了。但是，由于祸从口出、以言得罪的情况一直存在，出于现实的需要，孔光的处世之道，也就一直成为某些人的榜样。唐代杨师道为人酷似孔光，据说他「未尝漏泄内事，亲友或问禁中之言，乃更对以他语。尝曰：『吾少窥《汉史》，至孔光不言温室之树，每钦其余风，所庶几也。』」

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人自守直节，犯颜敢言。东汉末年，孔融上书献帝，推荐祢衡，称其人「忠果正直，志怀霜雪，见善若惊，疾恶若仇」。祢衡曾作《鹦鹉赋》，其中「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之险巇。岂言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数句，深悉世途险恶。但终因秉性难移，最后和孔融都以直言畸行而取杀身之祸。

「鹦鹉含愁思，聪明忆别离。翠衿浑短尽，红嘴漫多知。未有开笼日，空残旧宿枝。世人怜復损，何用羽毛奇？」（《鹦鹉》）代宗大历元年（766），杜甫在夔州同时作了八首咏物诗，这是其中一首。诗中拈出「含愁思」三字，代鹦鹉写意，自伤翠羽凋伤，形貌憔悴，囚禁笼中，受制于人。颔联追究鹦鹉落难的原因：今天翅羽被剪，六翮摧残，全因当时自作聪明，多嘴多舌。一个「漫」字，说得十分可怜。中唐裴夷直曾用其意，作诗道：「劝尔莫移禽鸟性，翠毛红嘴任天真。如今漫学人言巧，解语终须累尔身。」（《鹦鹉》）清人朱鹤龄认为杜甫这首诗，「似隐括祢衡赋中语」。如果说杜诗只是祢赋的简化，未免过当，但也不能说祢赋对杜诗毫无影响。二者在词意之间，确有相似相通之处，而且二者的感慨，也都不为鹦鹉而发。金圣叹说：「彼以多知而婴罗网者，岂独鹦鹉哉？觉鹦鹉别离之苦尚浅，彼别离之苦更甚也。」（《杜诗解》）末联慨嘆世人一面怜惜鹦鹉的奇才，一面又摧残它的羽翮，清人顾宸说：「此分明有才人失路、託身异族之感，如魏武之于杨修，隋炀之于薛道衡，皆所谓『怜復损』也。」（《杜诗详註》引）

杨修为三国魏名士，博闻强识，才思敏捷。祢衡于当世之士，只推重孔融、杨修二人。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自长安进兵汉中（治所在今陕西南郑县），刘备据险扼守，两军僵持不下，「王（曹操）欲还，出令曰『鸡肋』，官属不知所谓，主簿杨修便自严装。人惊问修：『何以知之？』修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知王欲还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又据说「魏武（曹操）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解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嘆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世说新语?捷悟》）这事不可信，学者已有辨正，但说明杨修多知多言，引起曹操的猜忌，后来藉故把他杀了。薛道衡在隋朝以辞藻闻于当世，后为隋炀帝所忌，被杀。他的诗「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昔昔盐》），是当时流传的名句。据说隋炀帝将薛道衡处死时，曾问他：「现在还能作『空梁落燕泥』吗？」这种因才丧身之事，就更加可悲，虽然这也只是传说。

同杜甫的大部分咏物诗一样，这首《鹦鹉》也是写意之作，是愤世嫉俗之言，而非告诫规劝之词。诗中只是借吟咏鹦鹉，指责统治者对人才的迫害，而不是要世人从中吸取教训，以「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金人铭》）这种话，作为立身行事的准则。儘管诗人因抗疏直言，断送前程，饱尝苦辛，但他并未因此改变初衷，矫性随俗，屈己从人。代宗永泰元年（765）三月，命裴冕、郭英乂等文武大臣十三人，于集贤殿待制，以备询问。当时宦官跋扈恣横，待制诸臣，均噤口不言。为此，杜甫曾作诗讥刺：「呜呼房魏不復见，秦王学士时难羡。青衿胄子困泥涂，白马将军若雷电。干载少似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