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八旗兵与绿营兵均实行薪给制。月有“饷银”，年有“岁米”，依照职级，多寡不等。百姓种庄稼，还有水旱之灾、绝欠之虞，当兵则旱涝保收，故谓“种铁桿庄稼”。“种铁桿庄稼”的人多，兵饷即多。有清一代，在不发生战争的常规年份，兵饷约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一半。
如清初，全国每年财政支出凡银2739万两，兵饷银为1349万多两，占全国财政支出的49％以上。到了干隆三十一年（1766），全国财政收入4854万两，支出凡银3370万两，兵饷支出银约为1700万两，兵饷占全国财政支出的50％以上。
拿出国家一半的钱养兵，这兵还不能保卫国家，这是个大讽刺、大笑话。
每逢战争，军队还要向国家伸手。
学者统计，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额外支出军费2500万两白银，而英国远征军的累计军费仅900万两白银。花了大钱，仍吃败仗，这再一次印证了清朝军政的腐败。中国人谈鸦片战争，真应了一句俗话：“花钱买教训。”
教训还不在白白花费了金银，战争、流血、失败、赔款，这一切，都雪上加霜地摧残着一个国家的军心与民意。失败是噩梦，失败是瓦解力，失败是传染性病毒，在失败的打击下，最易于产生的共性情绪是自暴自弃，自甘沉沦。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百年期间，中国人凡与外国对阵，几乎每战必败。面对这一连串的失败史，你在理性上几乎无所解释，余下的慨嘆或许是：中国人被外国列强打怕了、打服了、打得灵魂出窍了！这时候，如果再阅读中国文人的“武侠小说”或“历史演义”，你会哑然失笑：
在一个尚武精神全民性失落的民族中，最廉价的自我安慰竟然是梦呓般地讚美武侠与歌颂英雄。
如果让思想降落到地面上，让议论针对着战争，我们对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的军事弱势便会有一个常识性的把握：
第一，极端化的专制皇权与无人治军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皇权高于一切，皇权又不可能转化为有效的军权，造成“皇权”与“军权”同时丧失。
第二，国虽有兵，兵虽有防，但清朝“国防”既无战略思维，又无战略准备，一旦临战，即无战略运作。这种“战略体系”的缺失，先是隐性的，后是显性的，但不论如何，都是致命性的——这正像一个半身不遂或全身瘫痪的人，既无法保护自己，更无力回击别人。
第三，不知己，不知彼，凭想当然打仗。
第四，兵器极端落后，形不成战斗抗衡。
至于军内腐败，失于演练，将无谋略，兵无斗志，则又在其次之其次，姑且不论。
［注释］
① （英）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第二卷P372。
② 《清史稿·仁宗本纪》，《清史稿·宣宗本纪》。
③ 《清代野史大观》卷一，《宣宗俭德》。
④ 《清朝野史大观》卷一，《狐裘不出风》，《缀补套裤》。
⑤ 《道光实录》。
⑥ 《清朝文献通考》卷33。
⑦ 《清史稿·圣祖纪》。
⑧ 《干隆实录》卷55。
⑨ 《清史稿·时宪志》，《清史稿·南怀仁传》。
⑩ 《清史稿·郭世勋传》。
第二篇：锦绣江南的“战争补课”
锦绣江南的“战争补课”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几乎是中国老百姓公认的生存环境评估。
“天堂”的富庶，是百姓经营之功，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政治的大背景，还有晋室东渡、宋室南迁。中国的政治中心既然安在苏杭一带，天子脚下，皇恩浩荡，你想不居住在“天堂”也不行啊！
北方一乱，即行南迁。一条大江，阻隔了战争，在中国历史上，相对而言，江南的战祸确实少于北方。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江南便不再太平。
鸦片战争，是围着“江南”打的。最后，在“江南”的六朝繁华古都南京，签下了停战、赔款、割地、通商的伤心条约。
“帝国主义”的兴趣似乎固执在做买卖上，他们对“江南”的侵入，是边缘性、散点性的。鸦片战争后，“江南”还是江南，“天堂”还是天堂，“天堂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和平的风，吹拂城乡……
洪秀全发难，太平天国兴起，“江南”首当其衝。“天京”建在“南京”，“天国”建在“天堂”，洪秀全们很有眼光，把“清妖”的“天下粮仓”占住了，即便不搞什么劳什子“北伐”，饿也能把大清朝的“八旗”男女老少饿死呀！
问题是，“天国”没建成，“天堂”却糟蹋了，“和平”没了，“战争”来了，“天国”的梦幻者，被埋在“天京”的废墟里，“天堂”的百姓，遭逢史无前例的浩劫。
先辈们为躲避中原战乱，一拨又一拨来到江南。没料想，他们的后代，却因为“太平天国”的“革命”而命断沟壑。有的学者在统计后发现，1851年至1864年的14年中，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死亡人数一亿六千万人！而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至少在一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七千万。给战争中心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所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则达五千四百万人，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五千万人的死亡纪录。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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