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黄兴在南京誓师讨袁。同日，江苏宣布独立。此后，安徽、上海、福建、广东、湖南、重庆等地亦纷纷宣告“独立”，形成了七省对中央的局面。袁世凯面对“武力反袁”，给以“武力剿灭”。双方交战两个月，至9月12日熊克武讨袁军失败，“二次革命”宣告破产。孙中山、黄兴诸人早在8月上旬即已脱离“二次革命”的指挥岗位流亡日本了。
“二次革命”仅仅坚持了两个月，即草草煞尾。袁世凯与孙中山作了一次武装较量，袁胜孙败。
胜与败，都是暂时的。
而有意无意间，二人共同创造了一种中国式的政治较量模式：——最高权势者在依靠“共和”的保障体系获得权力后，迅即挣脱这一体系，将最高权力个人化、神圣化、绝对化、固定化，并置于不容任何人挑战的至尊位置，若遇挑战，立予血腥镇压；作为“共和”制度设计者的革命势力，在这一制度受到威胁时，亦弃“共和”于不顾，将“革命”神圣化，将党派利益国家化，将“政治对话”升格为“军事对决”。
演化的曲线十分清晰：宣誓效忠“共和”的民国总统袁世凯一变而为手握军刀的专制独裁者；缔造“共和”的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则渐变为热衷武装斗争的党派军阀。
袁世凯的逻辑是：“一日在职，一日决不放弃责任……不能违法弃职，付土地人民于一掷。”
孙中山的认识是：“东南不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济法律之穷，非惟其情可哀，其义亦至正。”·辊·輰·讹
独裁者、革命者都以“人民”说事，真是妙不可言！
独裁者以维护国家统一的神圣理由，镇压一切反叛，因而专制独裁有理。
革命者以实现“主义”、救国救民为号召，策划“独立”，因而割据、分裂亦有理。
双方都自陈有理。无人下“罪己诏”。中华民国有幸，遭逢了如此难得的朝野对立，看来，还是英国驻清大使朱尔典说得对：“关于解决国体问题，外国一般看法，都希望最好是保全清廷，作为象征性的存在，而实施宪政改革。我个人也认为，建共和形态的政府，是一种冒险的实验，不适合中国国情。”·辊·輱·讹
本节标题之“民国综合症”，即是针对“共和制”的“共和缺失”以及“国民革命”的“国民缺失”而言的。
“二次革命”作为民国时代革命的典范例证，还有一个外交背景需加补议，此即孙中山为了战胜袁世凯而主动联络日本为助的秘录。
1913年3月20日晚，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车站遇刺重伤，22日晨死亡。案破，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为主谋，国务总理赵秉钧为策划，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为承办，上海帮会头目应桂馨（夔丞）为第一线指挥，杀手则是武士英。“宋案”真相大白天下，彻底警醒了国民党人：袁世凯是他们推行议会党政的大敌。
孙中山匆匆结束访日，赶回上海，动员同志，发起反袁之战。基于“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的判断，孙中山力主联合日本，打击袁世凯。阻力很大，发动很慢，拖了近四个月，“二次革命”才缓缓地、漫无联络地发动起来，并迅速寂灭。但孙中山的“联日抗袁”却是毫不含糊提出的。就在“宋案”发生前夕，孙中山访日期间每见日本政要，几乎都会要重申中日提携。如：
——2月15日晚，在东亚同文会上讲：“中国现在则久乏维持之实力，故日本之责任，非常重大。余希望日本力图中国之保全，而与中国互相提携也。”
——同日晚宴后，孙中山与日本首相桂太郎谈及中国东北的中日联合开发问题，桂太郎表示赞同。
——2月20日，桂太郎内阁全体辞职。此前，孙中山曾与桂太郎有过密谈，其中还言及十分敏感的日本向海外移民的问题。对孙中山的许诺，本人尚未查清，但从桂太郎的反响看，孙中山许诺定当积极。桂太郎说：“予始闻先生劝告，日本与中国提携之策略，不期正为我志……日本得此功绩，绝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
引证的目的在于指出，孙中山亲日、联日是一贯的、公开的。如果据此而作“卖国”、“爱国”的政治判定，显然是忽略了孙中山、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的国际背景。当一种开放的、国际性的思维在某一特定时代氛围中形成的时候，历史的主人公不可能只享其利而不承其弊。孙中山何以能免？
两年之后的1915年1月，日本人胁迫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史传孙中山在袁世凯正与日本人百般周旋、讨价还价的时候，一是在2月5日与满铁株式会社二头目犬冢信太郎、山田纯三郎签订《中日盟约》，出让中国利益。二是在3月14日致函日本外务省，以出让中国利益，换取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而早在上一年的4月16日，孙中山曾有长函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即以出让特权为条件，请求日本政府给他领导的革命以援助。出让特权之多，甚至远远超出了“二十一条”对中国的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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