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页

历史学者已有辩伪文章指出孙中山给大隈函、给日本外务省函均为伪造。·辊·輵·讹 公案可以到此了结。留下的教训，几乎无人细细掂量：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便给境外势力冠以“国际主义”、“亲善友邦”的美称，即便从他们那儿可以获取阶段性的支持，如果视其为解决国内矛盾的后援团或同盟军，关键时刻，必有人用牺牲国家民族利益及个人清望加以补偿。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凡有国际背景的中国政治人物，无一人未曾对他们的外国朋友付出学费。

孙中山为此是受了影响的。在“二十一条”谈判期间，孙中山单独联络日本人的消息传开，在国民党内即有人说“不”！

——1915年2月11日，参加“欧事研究会”的国民党人李根源、林虎、程潜等人联名通电曰：“吾人第一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

——1915年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纽永建、李烈钧联名通电，反对“假借外力”与袁世凯较量，电曰：“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倚赖他族，国必不保。”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极力鼓动“二次革命”，还与他刚刚在日本发表的政党意见相左。1913年3月13日，宋教仁被刺前八天，孙中山在神户作《党争乃代流血之争》的演讲曰：“盖党争为文明之争，能代流血之争也……今各党之争，皆维持民国，以民国为前提，以民国为基础，故曰党争。”一回国，他又策划了一场有流血、无胜算的“二次革命”。在我们后人看来，这样的“革命”还是少一点为好。

文字逶迤，似有盘马弯弓之恋。在下的用意仍然固持于中华民国的先天不足，及民国首脑人物们的时代自蔽。说“咸与民国”了，但“民主”是虚幻的；说“专制反弹”了，但“国权”一直旁落。要么民主，“以天下神器，举而还之天下”；要么专制，出一秦始皇威压百僚万民。可惜在中华民国时代这两个极端状态都未出现。新生的老大帝国内，顶着现代名号的各党各派，由纷争而内战，由内战而割据，有如一条船上的几伙强人，拆船为兵，据仓为堡，并不管这船漂向何处、沉在何方。

日本人面对这样的中华民国，想不侵略，上天都认为他们坐失良机。

迴转本书的叙事轨道，我们将看到：

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刚刚被选为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即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11月10日停止国会活动。11月26日，袁组织政治会议取代国会职能。1914年1月10日，袁下令停止国会残留议员职务。

中华民国进入无国会时代。

此时袁世凯的个人军事独裁宣告完成，他对共和制的销解亦彻底实现。但袁世凯错了，当他把国民党逼入“非法”或“地下”，屠刀高举，杀人如麻的时候，一个对立的有可能进行议会较量的政党消失了，一个从事流血斗争的军事实体却在中国南方暗暗组结。因而，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开始自毁神器，自酿动乱。

1913年9月27日，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开始筹建新党——中华革命党。一贯宣传“民主”的孙中山开始向袁世凯学习。他要做“党魁”，他要入党者签名画押，宣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

党有“党魁”，是现代政党向封建帮会的倒退，又是民主政党向法西斯政党的蜕变。

孙中山想像不到，他为了加强党的凝聚力的努力，反而招致众多骨干国民党员如黄兴、蔡元培、李烈钧、程潜等离他而去。在他死后，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蒋介石走向专制与独裁，其实是双双继承了后期袁世凯与后期孙中山的衣钵。

有权者，倾向专制。无权者，倾向造反。中华民国，被这两种人撕裂着。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自己黄袍加身，做起了洪宪皇帝。考其初衷，除愚顽的帝王眷恋之外，也还有一丝加强中央权力，巩固国祚的打算。哪儿料得本欲自神，反而自丑，本欲固本，反而强末，袁世凯加强中央集权的筹划，顷刻间变成了四面楚歌的绝唱。十万政府军没有挡住“护国军”的讨伐，七省“独立”，南方建立了“军务院”，实际是有了第二政府。众叛亲离，百计无施，袁皇帝真的成了孤家寡人。1916年3月23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袁氏忧病而卒。

反袁的胜利，被史家誉为“第三次革命”，其实不确，因为这次斗争并不是由革命党人领导的；就其结局而言，也没有引动任何“革命性”的转机。

若从总体形势上评估，“护国”运动仍然免不了有借“国家”筹码，博取“党派”清誉的嫌疑，而一个更大的秘密在于，不论是袁世凯们恢復帝制与蔡锷们讨伐帝制，都是日本人导演的“以华制华”的“木偶戏”。大闹一番之后，中国人心更散了，党争更甚了，军阀更横了，国力更弱了。倘若不信，请看事实：

前文已述，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是既支持清政府，又支持革命军，以求促成中国南北分治。民国建立，袁世凯当政，日本政府既支持袁世凯政府，又支持孙、黄革命党人，目的还是分而治之。当发现袁世凯有復辟倾向时，日本人则竭力鼓动之。如黑龙会在给日本政府的谋划中就公然申明：“确实执行中日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