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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在当地人民反抗的情况下抛弃了合法的方法

儘管德国人十分重视使被占领国家的法律与司法制度同纳粹的政治与思想目标协调一致的工作，但是他们不久便开始主要依靠恐怖政策，而不是依靠合法手段去对付反对新秩序的人。例如，以丹麦而言，只有一百十三名抵抗运动的成员是经过军事法庭的判决而被处死的，可是至少有七百九十七人是在德国当局干的“清剿”或“报復”的屠杀和其他恐怖行为中被杀害的。不同的因素促使德国人逐步抛弃了“合法”的假面具。一个因素是法院——包括占领后设立的正式德国法院和为了应付特殊的紧急状态而设立的军事法庭——不能应付当地的抵抗运动，尤其是１９４１年对俄国发动进攻后由共产党所鼓动而组织起来的抵抗运动。另一个因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希特勒本人极其反对利用法院去对付占领区内的抵抗运动。希特勒显然欢迎东方地区有游击战，因为这给了他一个机会去“扫荡”所有胆敢反抗他的人，所以他原则上反对把反抗他的人交给法院去审判。１９４０年９月，在讨论捷克“问题”时，他断然反对德国司法部长居特纳所主张的把四个捷克领袖交给人民法院审讯的建议，并且坚决认为，“对待捷克叛乱分子和反抗者，德国的行刑队就很够了”。他还说，“通过法院的判决去製造一些烈士是错误的，安德烈亚斯?霍费尔和施拉格特的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１９４２年，他显然认为，对付暗杀海德里希的凶手的最好办法，不是去审讯所有的可疑分子，而是把１４８三万到四万有“政治活动嫌疑”的捷克人立即处决。至于丹麦，他又想到霍费尔和施拉格特这两个例子，所以同样断然地认为，“绝对不能把破坏分子交给法院去审判”。对付这些破坏分子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杀掉他们——最好在他们犯罪的时刻，否则就在逮捕以后”。结果是，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希特勒亲自发给了贝斯特和当地德国警察头子京特?潘克一道严格的命令，要他们发动那种声名狼藉的“报復”或“清剿”大屠杀。在西方，德国人对阴谋损害武装部队的行为采用了集体负责的原则，从而第一次明目张胆地抛弃了“合法性”。这项原则，根据德国军政长官施特雷齐乌斯的一道命令，早在１９４０年９月便应用于法国被占领区。这道命令授权当地的德国区长向法国居民索取遵守法纪的保证人，凡遇“可能发生严重的暴力罪行时”，以及遇到没有“其他适当的手段来维持治安”时，还可以扣留人质，德国司令官掌握着这道命令赋予他们的权力后，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屠杀，作为对反抗武装部队“罪行”的报復，甚至还公布了所谓“人质条例”，企图使这种做法合法化。他们并不尽力去查明被处决的人事实上是否参加了抵抗运动，尤其是在１９４１年９月３０日以后，因为那天施蒂尔普纳格尔发布了一道命令：所有被法国当局拘留的法国人，以及所有被德国人拘留的法国人，都将视为潜在的人质。然而，甚至在为时较晚的期间，德国军事当局对于不做一点审讯的表面文章就把人质枪毙，显然也还有点不安。因此，在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至１４日的行政长官汇报中，有这样一项建议：与其把人质立即枪决，不如让军事法庭对那些在正常情况下仅会被判处徒刑或者甚至会获得赦免的犯人判处死刑。１４９ 集体负责原则的应用和扣押人质的办法也不限于军管的国家。在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保护国的盖世太保就逮捕了大约八千名显要的捷克人，作为担保其余的捷克人遵守法纪的人质，１９４２年５月２７日海德里希遇刺以后（他于６月４日伤重毙命），德国当局立即发布了一道命令，指出不仅那些庇护或帮助凶手的人，就连他们的家属也将被处决，而且即便这些家属毫无责任，也不得豁免。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０日，在海德里希伤重毙命后六天，利迪策大屠杀就是按着这道命令的精神进行的。

在其他占领国内，德国人也表明，他们要当地的全体居民对个别的反抗行为负责。例如，赛斯－英夸特于１９４２年５月在荷兰宣布，他提议拘留“大约四百六十名过去知名的社会人士”，如果由于“伦敦的流亡分子的阴谋策划”，再发生扰乱社会秩序的行动的话，“就要这些人偿命”。接着在７月里，驻荷兰的德军司令官也宣布，为了“保证完成〔他的〕军事任务”，他也将拘留“几百名”人质。到１９４３年夏季，总督辖区的抵抗运动已经大为发展，德国当局也承认它“不再能完全控制局势”时，弗朗克于是下令，如果波兰地下运动杀死一个德国人，就枪毙一百个知名的波兰地下运动成员。接着，“东方”高级党卫队军官和警察头子在希姆莱的指示和“总督的同意下”，于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８日发布了一道命令。根据这道命令，凡杀害或企图杀害德国人，或破坏重要设施的罪行，从严惩处：不仅枪毙罪犯本人，而且处决其所有男性亲属，并将其所有十六岁以上的女性亲属关进集中营。１５０ 凯特尔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６日发给军事司令官的训令和希特勒本人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发布的通称“夜雾”命令的那道臭名昭着的命令，都表明了希特勒对采用普通的合法手段去对付抵抗运动感到不耐烦。凯特尔“训令”的目的，表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