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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骗的农民也行动起来，他们不再服从族长的命令，而跟着一个 “叛教徒” 造反了。故事的结尾是浪漫主义的：农民胜利了，耕者有其田，过上了富足 幸福的生活。 这篇小说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段落很多，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 “叛逆 者”哈利勒对自由的呼唤： “从尼罗河的源头到幼发拉底的入海口，从阿拉伯半岛的边陲到黎马嫩 的山麓，从海湾的沿岸到撒哈拉的深处，人们眼里充满内心发出的痛苦，仰 望着你，——自由啊，顾视一下我们吧!自由啊，请听我们诉说!……”这 令人迴肠盪气的话语，正是从苦难深重的阿拉伯民族，也是整个东方民族心 田发出来的。 纪伯伦不仅看到了社会上种种不义与弊端，而且透过地方官吏作威作 福、欺压百姓的行为，看到了反动政权的本质。当农民提出到埃米尔和教长 那里去告族长与神甫时，纪伯伦让哈利勒说出： “不要到埃米尔那里去。在 谢赫问题上，他是不会对你们主持公道的，因为猛禽是不会彼此撕咬的。也 不要到神甫的头子那里去控告神甫，因为当头的知道，一个家室自我分裂， 就会毁掉。”纪伯伦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因为政权与教权有着残酷剥削人 民的相同本质，它们的代理人才敢如此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政权与教权紧 密勾结在一起，通过层层机构，共同压迫劳动人民。 纪伯伦在这一时期的小说，按其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控诉， 暴露为主，如 《玛尔塔·巴妮娅》，《墓地的呼声》，另一部分以叛逆、反 抗为主，如 《疯癫的约翰》、 《瓦丽黛·哈妮》、《新婚的床》和《叛教徒 哈利勒》。显然，在 《叛逆的灵魂》小说集中，可以看出纪伯伦的思想更加 激进。他希望能将现实中的一切黑暗横扫，粉碎所有恶势力。纪伯伦对社会 上的罪恶看得很透彻，他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他能敏锐地捕捉社会生活中 的现实问题，但由于时代与思想的局限，他不能为人民指出一条通向自由的 正确道路。纪伯伦小说中的 “叛逆者”，大多是以一人对抗整个社会的个人 英雄。而斗争的手法也多是言词上的痛斥、批判和揭露，他们是理性主义和 理想主义的化身。纪伯伦无法找到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的方法，因此他的作 品常常停留在大量的口头揭露与批判，而缺少真正的出路。他的叛逆思想是 彻底的，但在行动上往往不了了之，有时只能以提问的方式收笔。唯一以斗 争取得胜利为结尾的小说 《叛教徒哈利勒》，那胜利原是一幅理想主义的图 画，作者让主人公和他的农民朋友们生活在乌托邦式的社会中。不过由此也 可以看出，纪伯伦是对人类的前途是抱有希望的。在他的每一篇小说中，黑 暗势力都是强大的，但他笔下的主人公从没有被吓倒，从没有失望。 这些主人公大都具有象征意义，他们不仅仅是具体的、特定的人，更是 社会的缩影，是不守封建道德规范敢于向传统和习俗挑战的叛逆者。他塑造 的不是孔武有力的“英雄性格”;而多是温文柔弱的“智者哲人”型的青年。 这与后来受尼采影响之后写出的文章不尽相同。 纪伯伦的小说不以曲折丰富的情节取胜，而是以人物的大段对话、独白 为主。浓烈的感情倾泻，直抒胸臆，是纪伯伦小说的一大特色。这可以看作 是阿拉伯演说体的传统的延续。在主人公的对话中充满哲理性的论辩，使用 的是论战性的语言。但始终与优美的格调相结合，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充 满激动人心的力量，像是一曲优美的咏嘆调，使作品大为生色。纪伯伦注重 描写人物内心的感受，去显豁而就幽深。他重视象征和意境，讲究词藻和语

言的韵律，由此可以看出他深厚的文学功底。 纪伯伦的小说一般都有 “我”出现，或作为一个目击者，或作为一个当 事人穿插其间，这更使小说显得真实可信。 纪伯伦出版这两本小说集并未给他带来多少物质上的利益，相反，他自 己耗费了一些钱去出版它们，但他的作品已开始引人注目，尤其在阿拉伯世 界，反响是很大的。纪伯伦的小说反映的是阿拉伯社会现实问题，但风格上 多带浪漫主义色彩。他的小说对阿拉伯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 用。

在巴黎学艺

整个 1908年上半年，纪伯伦都处在一种激动与亢兴之中。他计划着， 设想着，将如何在那个伟大的艺术之都度过有意义的时光。他给远在叙利亚 的好友写信，相约在巴黎相会： “让我们在巴黎欢聚!在巴黎，我们将尽情 享受那出自众多艺术家之手的崇高之美;我们将参观先贤祠，在维克多·雨 果、卢梭、夏多布里昂和勒南的墓前伫立片刻;我们将在罗浮宫的各个殿厅 中徐步而行，观赏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巴尔基诺的绘画;晚上， 我们将到歌剧院，聆听贝多芬、华格纳威尔第、罗西尼受到神启般的音乐和 歌曲……” 纪伯伦踌躇满志，他向朋友透露： “从前，我仅满足于在有限舞台上扮 演小小的角色;今天，我认识到这是一种疏懒的观念。我曾经透过泪与笑看 待生活;今天，我将透过魔魅般的金色的火光看待它……这金色火光给我的 灵魂注入了力量，在我心中唤起了勇气，它激发我全身的活力。我曾像被囚 禁在笼中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