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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伯伦描绘的生命流程中，爱与美是其出发点，也是其终点，他最终是 要回到 “爱与美的大海中去的。正因为如此，他非但不惧怕死亡，而且把死 亡视作生命的一部分。 正象纪伯伦小说的主题， 《泪与笑》中的许多篇章是直接针对人类社会 中的不义和罪恶的。纪伯伦通过《梦境》暴露出一个颠倒、荒诞的世界：“我 看到祭司们像狐狸般老奸巨滑;骗人的帝王在千方百计地笼络民心”， “牧 师多如牛毛，他们两眼仰望天空，心却埋在贪婪的坟墓中”， “可怜的穷人 在耕种，富豪却去收穫”。不仅如此，纪伯伦还表现了普通人的无知与愚昧， 他痛心发现，人们从不理睬理性的呼唤，更将放荡当作自由，而把真正的自 由拒之门外。纪伯伦指出，人生活在虚妄、欺诈与是非的世界之中，更糟的 是人类对这种情况一无所知，反而沉迷其中。 纪伯伦在 《茅屋与宫殿之间》、《两个孩子》和《在死人城中》诸篇中， 使用对比的手法，展示了人类在同一时刻的不同命运，深刻地揭露了这个世 界的不公正。在同样的夜晚，富人们 “穿金戴玉”，品尝着珍馐美味，在迷 人的乐曲中翩翩起舞，寻欢作乐;穷人们劳累一天归来，与家人们用仅有的 食物填饱肚皮，然后上床入睡，以便第二天早起劳动，供富人们挥霍。同样 是诞生，王子出生，世人瞩目，为之欢呼。他将来又将掌握这些欢呼者的生 杀予夺大权，摧残弱者的灵魂;穷孩子的到来，则无声无息，无人为之欢乐， 甚至他的母亲也为他註定了的痛苦命运而潸然泪下。富人的送葬队伍浩浩荡 盪，坟墓修得豪华气派，穷人的葬礼简单了草，只有几个亲人来表达真挚的 悲痛，坟墓只是一个土包。通过这类司空见惯现象的强烈对比，纪伯伦不仅 表达了对穷苦弱者的同情，也批判了那些为这样悲剧“喝采叫好”的愚昧“观 众”。 纪伯伦在 《罪犯》中控拆了罪恶的社会把好人变成凶手;《哑巴畜生》 通过描绘一隻受尽人间残酷虐待的护家犬，如何逃离那片 “不讲仁义，没有 公正”的土地，形象地揭示了那些曾自觉不自觉地维护这罪恶社会，而最终 被社会抛弃的人们的命运。 《泪与笑》中的这类作品的社会批判性，与纪伯伦小说的社会批判性在 激烈程度上，深刻性上，都不相上下，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儘管纪伯伦对这个罪恶社会是深恶痛绝的，对人们的不觉醒是痛心的， 但他在作品中并未一味地忧伤与抱怨，相反，他表现了一种积极豁达的人生 态度。 《火写的文字》一文表现了纪伯伦对人生与未来充满信心。他一反英 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那“声名水上书”的观点，而提出“声名用火写在天空”。 在 《梦境》一文中，纪伯伦指出与“青春结伴而行”是理想的人生道路。 虽然 “我”在悲剧女神的指点下，看到了人世间的黑暗景象，但“我”依旧 看到 “希望在前面飞奔”。他相信人类走过“铺满荆棘的灵魂的道路”，穿 过 “人生黑夜的阴影”之后，“黎明终将会到来”。《在日光下》一文中， 纪伯伦指出人生有其意义，并非空虚，人生就是克服艰辛，走向光明，向真 理运行的过程。他是针对其文前面的这段引诗而发的： “我见日光之下所作 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扑风……”，这是有圣经传 《道书中》的一段名 言。显然，纪伯伦是在意否定圣经 《传道书》所谓人生空虚的悲观论的。 纪伯伦在《泪与笑》中的诸多篇章都涉及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主题。 《相会》一文通过历史的追忆，描述了“黎巴嫩之子”与“尼罗河仙女”之 间永恆的爱情，这实际上是在歌颂阿拉伯各国人民之间的同胞手足之情。纪

伯伦通过 “黎巴嫩之子”与“埃及仙女”这一对“情人”的互相讚美，颂扬 了阿拉伯世界的美丽与魅力，颂扬了这个民族的高尚与智慧。同时，纪伯伦 也指出了当时阿拉伯世界存在的两大忧患，一个是优秀的子弟远去 “异国他 乡”，另一个是西方的豪强 “正在耍花招向它靠近，想靠武力把它掌握在手 心”。纪伯伦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因此，他深深地为阿拉伯 民族的命运担忧。 在 《时世与民族》一文中，纪伯伦以历史学家的深沉目光审视了民族的 兴衰，阐述了一种历史哲学。他借“时世老人”之口指出东方一些民族衰落， 儘管是一种 “必要的沉睡”，但“随之而来的将是朝气蓬勃，充满活力”。 纪伯伦对东方的前途是既担忧又充满希望的。 纪伯伦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和他的人类一体观相联繫着的。他认为 祖国和世界是统一的。在 《致责难者》中，他提出：“整个地球都是我的祖 国，所有人类都是我的乡亲。”在 《诗人的声音》中，纪伯伦更具体地阐述 了自己这一立场。他说： “人类划分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集体，分属于不 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而我认为自己却不属于任何一国，又不属于任何一 地。因为整个地球都是我的祖国，整个人类都是我的兄弟;因为我觉得，人 类本来就不够强，把自己肢解得零七碎八，岂不荒唐?地球本来就不够大， 再分成大大小小的国家，岂非太傻?”所以他说： “我爱故乡，爱祖国，更 爱整个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