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引起了一片惊慌。
被邀请加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会，我感到受宠若惊—该董事会上有不少显赫人物，包括德怀特•D•艾森豪将军和IBM的创始人托马斯•J•沃森。董事长是着名国际律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我被推举加入董事会，正是由于他的缘故，因为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他和他的家人。福斯特的名声是冷酷、严厉、古板，但我所认识的他却很有幽默感，可以相处得很愉快。他的女儿莉莉亚斯是我上大学期间一小圈朋友中的一个，也是佩吉的密友之一。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末，在我追求佩吉的时候，她总是跟杜勒斯夫妇一起住在他们的纽约城镇房屋里。
我向内尔森提起希斯的邀请时，他悄悄地对我说，联邦调查局的一位高层官员曾经警告他，有可靠的情报表明希斯是个苏联特工。我向福斯特报告了此事，福斯特表示不相信。鑑于杜勒斯的声望、经验和坚决反共的名声，我认可了他的判断，于1947年5月加入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会。1年以后，对阿尔杰•希斯的间谍指控成了头版新闻。
当时，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们忙于项目和地理位置等日常琐事。事实上，董事会议总是在争论是否将我们的总部从纽约迁往华盛顿的问题，以及我们应当租用还是建设自己的场地问题。我们最后同意留在纽约—而纽约的具体地点又是个问题。
我找到了比尔•泽肯多夫，他提出用他在第一大道西面买下的一个建筑场地—新的联合国大楼将矗立在其对面。虽然该地区仍然充满了废弃的屠宰场和破旧的商业建筑，但比尔觉得联合国和其他相关项目会永久性地改变这个地区。他建议我们在地价大幅攀升之前买下那块地皮，然后建设我们自己的大楼。
董事会里几个比较保守的董事认为这个计划风险太大，批评了用基金会有限的资金在一个没有把握的地点投资建设项目的方案。基金会资深的财务总监反对该项目，辞去了董事会的职务，因为他预计该项目会让我们破产。但是，董事会绝大多数成员支持这个提案，尤其是在我说服了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在首层开设大通分行以后。大楼完工后，我们将大楼的很大一部分出租给非盈利机构，轻而易举地应付了抵押贷款的月供。正如比尔•泽肯多夫所预测的那样，联合国周围立刻成了纽约的黄金地段之一，直到今天仍然炙手可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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