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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音变奏曲（3）

丁汝昌的报告表面上看是对方伯谦最初报告的补充和细化，所传递出的大致信息相仿。但如果细细推敲，丁汝昌报告里称“却敌保船，全恃此炮，水手李仕茂、王国成为功魁，余帮放送药送弹之人亦称奋勇”，但绝口不提“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推功时，竟然略去了海战现场的最高指挥官员，于情理都有不合，丁汝昌似乎是暗示方伯谦与尾炮退敌行动并没有直接关係。

丁汝昌为正式具文报告，必然会调查“济远”舰的航海日誌，而且“济远”的舰员接受询问时，多少也会透露出一些日誌所载的重大战场情况。但在丁汝昌的报告里，无论是击毙倭提督，还是日本军舰挂龙旗而奔等战果都没有着重提起，反而只将其定性为风闻，这一情况更显特殊。

中午时分接到丁汝昌的电报后，李鸿章在当天下午回电錶达自己的看法，电文中一语道破天机，“‘济远’接仗情形已悉。前已据方伯谦电禀，转电总署代奏。一炮如此得力，果各船大炮齐发，日虽有快船、快炮，其何能敌？”此即表示对方伯谦电报中的尾炮击退日舰一事有所怀疑。同时李鸿章告诉丁汝昌，根据驻日公使汪凤藻在日本获得的情报，“未言提督亡，‘吉野’沉。”[6]

不过无论是丁汝昌还是李鸿章，并没有把自己的这种不好的判断上呈清廷，也没有继续就此问题进行追查。这种看似纵容的行为，其实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当时的清流舆论压力。清廷责成李鸿章向朝鲜增兵之前，就已经接连有言官奏参李鸿章，清流一派亦有意争夺李鸿章北洋海防驻军中拥有国家编制、且耗费巨资建设起来的北洋海军。

7月17日，礼部右侍郎志锐上奏参李鸿章“一味因循玩误”，批评叶志超和丁汝昌“铁舰不入仁川，陆军不入汉城”，是“败叶残丁”。[7]22日，江南道监察御史钟德祥密奏，参丁汝昌胆怯无能。8月3日誌锐上片，“请令丁汝昌来京陛见，即交刑部治罪。”8月6日褚成博参李鸿章、丁汝昌，文廷式参丁汝昌。在这种丁汝昌本人并没有任何过错，仅仅因为清流言官认为丁汝昌是在执行李鸿章的保守策略，为了将海军的指挥权从李鸿章手中夺出，而奏章不断的情况下，丰岛海上的捷音不管真伪如何，都可以用来暂时为丁汝昌抵挡一阵。倘若此时李鸿章、丁汝昌称丰岛战报有假，清流言官将会发起一场怎样的舆论攻势，则是李鸿章所不敢设想的。

在清流阵营内，7月28日，清流领袖、军机大臣翁同看到了李鸿章转奏的方伯谦报告，给他的感觉是“我船甚单，赖‘济远’，苦战，未至大损”。[8]30日，翁同的门生张謇给老师写信，建议“‘济远’既能鏖战而回，当时战状其管带方伯谦必能尽悉，宜令李（李鸿章）详问以报，略嘉奖之”。李鸿章可能无法料到，丰岛的捷音实际对保护丁汝昌所起的作用并不大，甚至还起了负面作用，张謇在信的末尾暗示翁同“（丰岛海战）丁为提督，何以并不前往？”[9]

捷音变奏曲（4）

7月30日丁汝昌的详细报告即因此而作，但报告中推功时不提方伯谦的情况，显然引起了清流的不满。8月11日，翁同参与拟写的电旨寄发给李鸿章，“管带‘济远’之方伯谦，于牙山接仗时，鏖战甚久，炮伤敌船，尚属得力，着李鸿章传旨嘉奖。”[10]

至此，丰岛海战在清政府内正式定性。

就在丰岛海战一案定性10天前，上海《申报》上登载出了一篇明显依据方伯谦报告和“济远”航海日誌的细节编写出的报导，刻意推出方伯谦的英雄形象。是谁在给报纸投稿製造舆论，则不得而知。

“（‘济远’）驶至高丽海面，遇一日本兵船，即互相战斗，自晨战至午后三四下钟时始止。初时，船上炮兵似有畏怯之状，统带方君怒以手枪击毙四五人，余遂愿为效命，奋勇争先，炮火喧天，精神益奋，弹丸飞去，击死一日本督兵官，日船大受伤夷。忽日人放一开花炮，击中‘济远’船面，毁及船首大炮，司炮之弁及两旁士卒皆及遇难，死者十三人，伤者二十七人，舵轮亦折损。统领乃将轮捩转，仍得行驶自如，船既转，突开后面巨炮以击日船，日船受伤更甚，日兵官知不能敌，急高挂龙旗乞降，并悬白旗以求免击，其时统领正在挥兵夺取此船，忽有日兵船三号冲护而至，此船胆稍壮，将龙旗放下，依然高挂日旗，‘济远’统领乃折回威海。观于此事，是‘济远’船坚炮利，方统领更谋勇兼至，虽在洪涛巨浪之中，仍有我武奋扬之概，彼‘高升’之被击，特处于不及提防耳，否则奋兹罴虎戮彼鲸鲵，区区乌合之师，何足经我扫荡哉。”[11]

揭伪（1）

儘管官方对丰岛海战做了最终评价，但就在方伯谦受到传旨嘉奖前后，一连串证人证言陆续出现，证明方伯谦的报告和“济远”航海日誌所说的丰岛海战战况存在重大问题。

英国商船“高升”号在丰岛海战中被日舰野蛮击沉，舰上船员和搭乘的中国陆军官兵死难者众多。极为侥倖的是，该船的船长，以及当时搭乘该船前往朝鲜帮助指导工事营建的德籍洋员汉纳根等人遇救脱险。8月6日中国发行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登出了一篇“高升”船长高惠悌和汉纳根等人遇救后对济物浦英国领事所作的证言，详细叙述了他们经历的海战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