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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资本和人才的热烈参与下，十多年的时间里，从造船业、采矿业、纺织业到航运业、保险业等，出现了许多“中国第一”的新兴企业。从1882年到1887年，在《申报》上刊载过股票买卖价格的共有36家企业，它们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批股份制企业。这是洋务运动的第一个小阳春。

然而，便在此时，官商矛盾出现，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认为“官款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实属存款性质”，如今企业已上轨道，政府自应退出，三人联名呈报李鸿章，希望将官款“依期分还”，政府不必再派官员，招商局的盈亏责任从此由商人承担。

这一建议在李鸿章看来是无法接受的。这里面潜藏着洋务运动的一个内在逻辑衝突。

洋务派办洋务的唯一目标是“强兵富国”，因此在李鸿章看来，政府若从事商业，必须握有经营的主导权，并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引进民间资本及买办人才，都是资源缺乏情况下的权宜之计。然而，当民间的经济能量被激活后，又一定会提出放鬆管制的市场化要求。在这种情形之下，政府与民间的矛盾定会交织爆发。整个洋务运动时期，这一矛盾从来没有被化解。

1884年，上海爆发金融危机，房价大跌，徐润、郑观应等人曾利用主管招商局财务之便，私自挪用巨款炒作房地产，这时丑闻东窗事发。李鸿章乘机将这些买办“净身出局”，盛宣怀以官方代表身份，兼任督办和总办。徐润等人成为第一批因体制衝突而“牺牲”的“国营企业经理人”。

在后面的讲述中，我们将看到，在百年现代化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六次重要的“国进民退”事件，1884年的轮船招商局事件乃是第一起。美国华裔学者郝延平将此视为“官僚资本主义产生的转折点”，他在《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一书中评论道：“1883年以后，不幸以盛宣怀为首的官僚紧紧掌握了官督商办企业(他们是中国工业化的早期先锋)，在中国工业发展中，官僚主义开始比企业家精神起着更重要的作用。”144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更是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进行了反思：洋务运动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因此以坚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垄断，没有司法独立和保护私人企业的法律制度为基础。洋务派官员坚持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制度，以此为基础来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工业化模式。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工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衝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

轮船招商局事件后，洋务派官僚与新兴企业家阶层的“蜜月期”就此结束。在以后十余年中，洋务官僚为工业企业筹集资金变得更加困难，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来源十分有限，全部税收仅占国民纯收入的2.4%，民间资本的失望，使得洋务派的投资手笔越来越小。

中日对比：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

在东亚地区，日本是中华帝国唯一从来没有征服过的国家。在百年现代化的历程中，中国与日本有三次站在相同的“成长线”上。第一次是19世纪70年代，两国几乎同时开始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第二次是1945年，日本战败，中国抗战结束，两国俱受到巨大的战争创伤;第三次便是当前，两国经济总量相当，分列全球第二和第三。

日本在维新之初，也试图“西为日用”。吉田茂在《激盪的百年史》中写道：在出发之前，日本的改革家们曾预想用“西方的技术、东方的道德”或者是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作为日本变革的方式。145然而1871年12月的一次欧美考察，彻底颠覆了变革者的观念，让他们意识到，“这样的方式与实行近代化是相背离的”。伊藤博文描述自己的震惊是“始惊、次醉、终狂”，他认定：“国家富强之途，要在二端，第一开发国民多数之智德良能，使进入文明开化之域。第二使国民破旧日之陋习，不甘居被动地位，进而同心协力于国家公共事务，建设富强之国家。”

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先是改革教育制度，政府成立文部省，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第二是进行大胆的宪政变革，废藩置县，摧毁了所有的封建政权，同时组建议会，实行立宪，“万事决于公论”。明治政府于1885年实行内阁制，翌年开始制宪，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从而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新体制。

在经济改革上，1870年12月，明治政府设立工部省，负责“监督和管理一切矿山;建设和保养一切铁路、电报线和灯塔;制炼和铸造各项企业使用的铜、铁及铅矿，并从事机器製造”。其后十余年，日本相继开办了横须贺制铁所、横滨制铁所、长崎制铁所、关口大炮製作所、石川岛造船所等国营企业，其景象可以与清王朝的洋务运动相互辉映。19世纪80年代中期，就在李鸿章将轮船招商局重归官僚管制的同时，在日本则出现了一次十分坚决的民营化，明治政府认识到国有官营弊端太大，便毅然改弦更张推行民营化，明治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