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者福泽谕吉疾呼：“政府若为了富国，就认为可以做任何事情，与人民从事相同的寻常事业，甚至与人民竞争工商之成败，其弊极矣。”伊藤博文则认为，明治政府创办各种企业的目的之一，就是“示以实利，以诱人民”，当这些工矿企业在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以及培养技术工人方面完成了历史使命后，政府就应该把这些官营企业售给民间商社。
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政府相继把许多国营的工厂转卖给私营企业家。日本的这次国企私营化过程也非一帆风顺。大野健一在《从江户到平成》一书中记录道：“除军需工厂之外的国营企业均被私营化。此时，对于国有资产被贱卖给一些有势力的商人(如五代友厚等)一事，使日本国内舆论譁然，骂声四起，到了1881年竟发展为政治丑闻。但事实是，私营化后的很多企业均通过裁员和追加投资等措施扭亏为盈。”私营化运动导致了日本经济的快速成长，并出现了三井、三菱、关西铁路等财阀型私人企业。1895年，在甲午海战中获胜的日本获赔白银2.6亿两，加上掳获的战利品和现金，合银3.4亿两，相当于日本全国年财政收入的6.4倍。此笔巨资被大量用于修筑铁路，发展航运业、造船业和机械製造业，明显提高了交通和工业水平。同时，日本乘机进行币制改革，建立起与国际金融体系接轨的金本位制。146中日国力差距从此越拉越大。
正是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导致了这两个东亚国家后来截然不同的国运。
商人与知识精英在体制外“会师”
洋务运动的第二个小高潮出现在1894年。
甲午战败给全体国民以极大刺激，梁启超尝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则甲午一役始也。”从此，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维新派取代以中高级官吏为主的洋务派，成为变革的新主流，而工业化运动也由政府推动进而变为民间崛起。据汪敬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的4年中，全国各省新开设的资本万两以上的厂矿共62家，资本总额1246.5万两白银，远远超过甲午前20余年的总数，从增长速度来看，平均每年设厂数超过甲午前的7倍，平均每年的投资数则超过15.5倍。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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