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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何一个钻研学术的人来说，创作主题的选择永远是最要紧的。前辈经济学家张五常曾说：“问题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分，做学问要找重要的入手。生命那么短暂，而一个人的创作期更短。选上不重要的问题下功夫，很容易转眼间断送学术生涯。”于此，我深有体会。从2004年开始，我着手于当代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这个课题的灵感来自于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的几次座谈，我发现西方人对中国经济崛起所知甚少，多有偏见，在2007年和2008年，我出版了《激盪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上下卷，其间，我又溯源而上，相继写作了《跌盪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上下卷、《浩荡两千年：中国企业公元前7世纪-1869年》，由此完成了对中国企业的整体叙述。2010年，我还出版了《吴敬琏传》，通过对这位当代知名度最高的经济学家的传记体写作，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宏观经济理论的衍变轨迹。九年以来，这一系列的写作耗去了我今生最好的时光，如今又将我逼到了这本书的面前。

开始本书写作的时刻，中国改革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此时的心境，已与2004年决意投入《激盪三十年》写作时，有很大的差别，熟悉我的作品的读者，当有所体察。若说当初尚有“探访者”的兴奋心态，那么，今天的我则如同捧着一隻薄胎瓷器的行者，心生畏惧，只求寸进。

我要表达对很多人的感激之情，他们是我的师长、学友、接受我访谈的专业人士、给予我启迪的众多着作者，浙江大学出版社的傅强社长、徐有智总编辑、袁亚春常务副总编辑，我的编辑王留全、余燕龙、陈丽霞和胡志远。

当然最要感激的仍是我的家人。吴舒然同学已是一个长到一米六三的高中生了，我写了那么多的商业书籍仍然没有培养出她对经济的兴趣。邵冰冰嫁给我已经二十年了，我将这本书作为一个纪念品献给她。

书中所有的谬误不当，均由我承担责任。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阿诺德在《历史之源》中说，历史并不存在“单一的真相”，“因为没有任何事实和真相可以在意义、解释、判断的语境之外被说出”。195我们所见的事实及所作出的论断，总是受到时代视角、意义语境的局限，托克维尔不例外，本书亦不例外。

吴晓波

2013年7月于杭州大运河畔

[1]丹尼尔富兰克林、约翰安德鲁斯：《经济学人权威预测：2050趋势巨流》，罗耀宗译，天下杂誌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17—218页。

[2]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3]陈晋：《哈佛经济学笔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5页。

[4]罗纳德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徐尧、李哲民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序”第1页。

[5]郭觐：《黄亚生：“中国模式”并不独特》，《国际金融时报》2011年7月1日，第2版。

[6]魏斐德：《讲述中国历史》，梁禾主编，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7]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卷)》，郭小凌、王皖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90页。

[8]梁启超：《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9]弗里德里克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102页。书中写道：“对商业现象的鄙视——对市场秩序的厌恶，并非全都来自认识论、方法论、理性和科学的问题。还有一种更晦暗不明的反感。……对生意人的仇恨，尤其是史官的仇恨，就像有记录的历史一样古老。”

[10]《孟子公孙丑下》：“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11]《管子小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12]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

[13]《史记》论述姜尚治齐，“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李剑农的观点参见其《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9页。

[14]《国语齐语》：“通七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管子霸言篇》：“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

[15]《管子霸言篇》：“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

[16]《管子轻重乙》：“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

[17]《孟子滕文公上》：“夫仁政……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

[18]《管子国蓄》：“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19]《管子海王》：“令盐之重升加分强……千钟二百万……禺策之……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