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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另一场是社会方面的，这两场革命有时互相配合，有时则互相抵触。为发展经济而进行的斗争……我们一般都能懂得。但社会方面的改造却同美国方式大异其趣，令人很难理解。”194

如果说科斯将中国崛起看成“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是一种纯粹的西方视角，那么，真正在中国大地上行走过的费正清却宁愿相信中国走在一条“难以理解”却符合自身逻辑的、更“窄”的道路上。也许，他是对的。

跋

1850年12月，时年45岁的托克维尔在海滨小城索伦托给友人们写信。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因《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而闻名欧洲和北美大陆，可是从那以后，他一直为寻找新的写作主题而苦恼不已，他在信中写道：“我一边穿越索伦托的群山，一边开始寻觅主题，它对我来说必须是当代的，并能为我提供一种手段，把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哲学本身结合起来。依我看，这就是问题的条件……”“青春逝去，光阴荏苒，人届中年;人生苦短，活动范围日蹙。……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也正在这几封信里，托克维尔宣布将创作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着，这就是他的另外一部伟大的传世之作——《旧制度与大革命》。

记得是2010年的盛夏，我曾去过索伦托，那是义大利南部的一个非常幽美的小城，居民依山建屋，面朝大海，小径蜿蜒局促，到处都是花店和精緻的小咖啡馆。我在那里閒居数日，游逛过小城的很多山道，却并不知道一百多年前欧洲最先锋的思想家曾在此徘徊焦虑。此时此刻，我开始写作这本《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在查阅资料时，偶然读到这段轶事，便突然地生出别样的亲近，算算年纪，我竟也已四十有五，正感慨于白髮间生、岁月流逝，也为写作而日夜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