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6页。
[118]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37页。
[119]黄仁宇：《明代的漕运》，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228页。
[120]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朱荫贵、欧阳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1页。
[121]保罗甘乃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7页。
[122]参见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123]约翰巴罗：《我看干隆盛世》，李国庆、欧阳少春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53—54页。
[124]参见斯当东：《英使谒见干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
[125]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6页。
[126]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127]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页。
[128]张光直：《中国青铜器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页。
[129]城市与人口：明清两代，中心城市的规模及人口总量从来没有超过两宋的汴京与临安，欧洲的城市发展路径恰恰相反，据罗兹曼的计算，在1500年前后，欧洲最大的4个城市是米兰、巴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人口在10万～15万之间，到1800年，巴黎人口超过58万，伦敦则达到了86.5万。参见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伍晓鹰、马德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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