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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很有必要。毕竟，费城会议是根据邦联议会2月21日的决议召开的，必须对邦联议会有个交代。但邦联议会的态度如何，许多人心里没有底，因为费城会议走得实在太远了。邦联议会当时的决议，只是要对《邦联条例》做一些修改，谁想到他们居然另起炉灶，弄出个《联邦宪法》来，还要把邦联（confederation）改成联邦（union）。

值得庆幸的是，1787年9月28日，邦联议会（当时的主席是宾夕法尼亚的亚瑟·圣克莱尔，三分之一的代表是制宪会议代表）通过决议，驳回指责制宪会议和邦联议会越权的动议，同意将宪法交给各邦代表大会，批准宪法的程序正式启动。

当然，新一轮的斗争也就开始了。10月4日，梅森在费城出版的《邮报》发表文章，将自己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10日，伦道夫在维吉尼亚众议院陈述其拒签理由。18日，格里在麻萨诸塞作了相同的陈述。他们的目的，是先发制人，争取民众，延缓批准宪法。

支持宪法的人也不甘示弱。10月21日，汉密尔顿以“联邦党人”的名义发表论文，批驳反对派。此后一年间，汉密尔顿、麦迪逊、约翰·杰伊（时任邦联外交部长，后来担任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三人共发表论文八十五篇，为宪法辩护，并于1788年结集出版，这就是有名的《联邦党人文集》。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他们一派，通常被称作“联邦党人”（federalists），反对派则被称作“反联邦党人”（antifederalists）。但我们要讲清楚，这里说的“党”，和我们平时理解的“党”，不是一回事。它是政治派别，不是政治组织，既没有入党手续，也没有党员登记，与其说是“党”（party），不如说是“派”（faction），因此federalists和antifederalists也译为“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

其实这种说法也欠准确。因为所谓“联邦主义者”，原本是“国家主义者”。后来和“邦权主义者”达成妥协，才变成“联邦主义”。“反联邦主义”其实也不是“反联邦”，而是“反宪法”。准确地说，是反对费城会议制定的那个宪法。反对也有两种意见，有的认为只要修改《邦联条例》即可，有的则主张另搞一套。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反对派都和汉密尔顿、麦迪逊他们唱对台戏，就把他们混为一谈。

反对批准费城宪法的理由，主要有三：制宪会议越权，缺少权利法案，危害各邦存在。显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时持这三种观点。不满宪法缺少权利法案的，是一些“民权主义者”；认为宪法危害各邦存在的，则是一些“邦权主义者”。后者主要是后来愤而退场以示抵制的那些人，即耶茨、兰辛、默瑟和路德·马丁“四大金刚”以及他们的同盟军。在他们看来，儘管大家都是“美利坚人”（americans），但并不共一个国家。各邦（state）才是各自的“祖国”，合众国则不过是一个“多国联盟”。或者说，“一个民族，多个国家，一个联盟”。他们的政治理想，也是自食其力，小国寡民，即小国家、弱政府、非君主、自立宪，有点类似于希腊城邦制度。6月6日，舍曼在制宪会议上说，许多事情还是放在各邦政府手里好。人们生活在小邦，比生活在大邦幸福。邦或许就应该像罗德岛那么小。太大了，政府就鞭长莫及。埃尔斯沃思在6月30日也说，全国政府只应该分担国家安全，他想要的却是邦内的幸福。每个公民的幸福只能在他的邦内获得，也只有在自己的邦里他才能有所指望。他的幸福有赖于邦权的存在，就像新生的婴儿需要母亲哺育一样。舍曼和埃尔斯沃思是康乃狄克代表，并非邦权思想最重的人，最终也都支持宪法。他们的想法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这其实也是有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国家这个词，英语中本来就有两个，一个是nation，一个是country。nation强调政治上的一致，即一个政府领导下的全部人民、国土、主权等概念。country则强调一种自然形成的区域，相当于祖国、故土、家园。显然，邦（state）就是美国人的country，合众国（unitedstate）则是他们的nation。对大多数并不关心政治，只想安安生生过日子的美国人来说，生于斯长于斯、充满乡土气息的country是亲切的，而那个远在天边、八竿子打不着的nation，还有那个什么“全国政府”，则是陌生的。我们知道，那时的美国，还是一片蛮荒大陆，没有飞机、火车、高速公路，谁也不知道“中央政府”是个什么玩意，是个什么样子。他们也不明白，既然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国家（country），他们的邦（state）就是他们的country，为什么还要另外弄一个nation，而把他们的country毁掉？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心理，邦权主义者是不乏拥趸的。

民权主义者的情况又不同。

在民权主义者看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公民的权利。一个国家，如果她的公民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那就是一个好国家；她的政府如果能够很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