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分，但事态之严重，也可见一斑。
然而，“花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官jì营jì既可陪酒，后面的事就不大说得清了。所以，到了明初，太祖朱元璋虽然也曾开设官办jì院于干道桥和武定桥两处，但不久，便下令严禁官吏宿娼，违者重罚，据说定律为“罪亚杀人一等”，处分是相当重了。
朱元璋此举，一则是为了总结前朝覆亡教训，励新图治，二则也是为了维持政府和“父母官”的形象。因为jì女地位等同贱民，官吏岂可与之“通同”？国家鼎鼎，子民父母，如果也与“下三滥”苟且jian宿，则尊严何在，体统何存？自然非禁不可。
不过，这种事情，从来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比方说，公然走进富乐院之类的jì馆是不行的，但却可以把jì女叫到酒楼饭店的“雅座”里来陪酒；又比方说，可以藉口到朋友家讨论学术问题，然后在密室中与jì女幽会；再比方说，藉口调查案情，要“保密”把jì女叫到后堂，苟且一番。这些事情，明代发生不少。连史学界公认的名相“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都有挟jì侑酒的故事（故事见下节），其余可想而知。
当然，皇上的禁令，谁也不敢公开违背。至少是，由于严禁官吏宿娼，则政府开办的jì院，为维持生计、保证收入起见，从此便不再仅仅服务于官僚阶层，也向商贾市民们开放了。这样一来，再设官jì，既无必要，也多风险。何况官民同嫖，极其不成体统。所以，到清初，政府便下令停办国营jì院。到康熙十二年以后，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官jì便销声匿迹，不復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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