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枪迈着英雄赴刑场的步子，走出一番气概。我追上去，问他去哪儿。他说早讲定了，去找刚才指路的朋友帮忙。
我说：“他根本不认识你。”
“去了，就认识了。”他说，“你干嘛要为我操心呢？去告诉她们两个，你们必须委屈求全度过今夜。在这里。我老枪使不出招数！”
吴国平独居在会计室，室内却乱得像个男人的值班室。这一点，姐妹俩惊人的相似，别说洁癖，就连起码的整洁都谈不上。然而姐妹两个都能像亭亭玉立的蘑菇一样，生长在乱糟糟的根基上，这是她们的特色。
吴国平抽出一条骯脏的廉价军毯，只用两个手指拎起一个角，由它大部分拖在地上，说：“把大办公桌拼起来，铺上这个，睡两个人蛮可以了。”
然后她就哗啦哗啦洗手，保持自身的清洁完美。她大概就是那样把自己和自己以外截然分别的。有点治表不治根的蠢女人风格。
我跟钱小曼抹灰铺床，总觉得那里仍藏着烟灰气。这时，站在边上的吴国斌，肚子很响地叫了一声，接着又叫了一声。
“把豆腐粉拿出来。”她小声说。
吴国平看看那豆腐粉，淡淡地说：“真周到呵！可惜我没什么礼物可回送，所以还是请收回去！那个罐里头剩些饼干，假如你们饿的话，可以用它充饥。”
后来，她们姐妹挤一张小床，我跟钱小曼和衣躺在办公桌上。夜深了，万籁俱静。钱小曼沉着地步入梦乡，我搂住她，怕她滚下桌子。不该带她出来，过早地接触这些血淋淋的事。她甚至还称不上一个合格的女性，发育只限于内心，而迟迟不见身体响应。我怕她像豆芽那样僵掉，只丰满个脑袋。
白天的事如烟云，飘来飘去，脏兮兮的，惨兮兮的，既唐突怪诞又触目惊心。世上有个发暗的区域，我却闯了进去；待我走出那里时，也许也暗淡了……
床咯吱咯吱响，突然听吴国斌问：“家里有消息吗？”
“女的没来信。”吴国平说，“男的来信，没好事，说是缺钱用。”
“是从监狱寄来的？”
“废话！那男的还能插翅飞出提篮桥？”
当初我以为她们在谈论一个外人，事后吴国斌曾说起，她们自幼就称父亲为“那男的”，称母亲为“那女的”。女的慓强凶悍，男的不堪忍受，在外头找了情人，并养了私生子。女的拒绝离婚，多少年来使男的在忐忑不安中度日。她四十岁生日时，去法院控告男的重婚罪，以此作为对自己的庆嘉。于是，男的身陷囹圄，那私生子十岁，正是个小狼一样贪食的年纪。她就是长在这个充满杀气的家庭，脸上的疤就是那女的用破碗砸的。破相了！她那么惨然地一笑，催人泪下。
“加强连那个人是怎么回事？”
“那个人？叫老枪……”
“跟男人交往你别太痴情。”吴国平说，“没有点手腕不行。拿出你的本事！男人跟女人，哪怕夫妻间也有奴隶和主子之分。你爱他，想捆住他，首先就得把他降为奴隶！”
“奴隶？”
“要摧毁他的自信，让他变成忠实的狗，顺从的奴隶，你的每一点恩赐的温柔才能让他感恩戴德；否则，他就会反过来压迫你、欺压你，让你当女仆。”
那个月夜，我蜷伏在毛乎乎的脏毯子上，脚趾终夜冷僵僵地萎缩着。舅公曾提醒我防人的戒心不可少，儘管他已命归黄泉，那番话却活下来。世上有些人是防人的，有些人是攻人的。既不会攻又不会守的我只是命大，没遇上攻人的恶人。从此，我不敢再以貌取人，碰到生人，目光犹疑。
老枪清晨就跑来大敲其门，神态像个过“六一”的小队长，“我的天，你们快点！搭运材车下去，已和司机说好！”
我们跑出会计室。吴国平跨上一步，递过豆腐粉，动作果断得如掐断某种瓜葛，不容任何人推却。
“你就管好自己吧！”吴国平对她妹妹说。
吴国斌狠狠地转过脸来，发出个含混的鼻音。一把夺过我的方包，泄愤般地狠塞一阵。她的眼睑上有根神经跳了跳，像条细虫腿踢了踢脚。天一侧那发红的朝霞映照她半边脸。一半艷丽，另一半苍白如纸。
那两包豆腐粉就永久地装在那个方包里，没人再让它们重见天日，直到它们跟着帐篷一道付之一炬。那熊熊的烈焰中，我违背常情地惦念起它们，它们也许颗粒鬆软，也许绿毛遍布。在它们被装入方包的那天起，方包就註定是它们的骨灰盒。
那个早晨，太阳出得过早，总让人不相信会长久。老枪果然已拦下两辆头班运村车，正向司机敬烟。
“我们四个得分两个驾驶室坐。”老枪招呼我，“来，你过来。”
从驾驶室门关上那刻起，老枪就局促起来，拼命往车窗靠。问他，他说：“别挤痛你。”
“怎么会呢？”我笑笑，“你力大无比？”
“你像个瓷娃娃，我像个大笨熊……”
车向前驶，一路上坡，道路不平，司机不住地骂娘。老枪的头在车窗上一碰一碰敲出节奏，一面唱起来：插队的人归来，上海变了样，柏油马路多宽敞，灯光刺眼睛。走在路上没人理我，感到多悲伤，我的上海哟……
他唱忧伤的歌也像颳大风似的，能吹走迷雾见艷阳，那是老枪本色。跟他在一块令人愉悦、鬆弛、像泡在温热的水中。
“喂，”他用肩轻碰我，“想什么？”
“我在想你为什么快乐。”
“告诉我结论。”
我摇摇头：“没想出来。”
“你故意为难我！”他搓搓手，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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