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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他住的友谊宾馆外国专家公寓去看望过他一次──因为受到他两次真挚又热情的邀请。他的老伴儿亲自做了日本小点心款待我。是些好看又好吃的小点心……

春节前，他留下译稿，携老伴儿回日本去了。他谢绝了外文出版社的送行，却在电话里希望“麻烦”我一次。

我也就“当仁不让”了。

毕竟是两位异国老人，对北京机场不熟，带的东西又多，整个儿全懵。在出境口还受到了开箱检查，虽然并没检查出任何违禁的东西，但老伴儿俩已汗滚滚下了。因为已经开始登机了，我们这儿还要重新收拾皮箱。

临别之际他从风衣兜里掏出一个卷着的信封，往我手里塞。我以为是钱，坚拒不受。他急得直跺脚，连说：“一点儿心意，一点儿心意……”他老伴儿也在一旁不停地鞠着躬说：“谢谢！谢谢！……”

我只得违心收了。众目睽睽之下，觉得极不好意思。觉得四面八方投注过来的目光，都是那么意味深长那么怪怪的。大概人们都以为那信封内装的是美元或日元。当时我自己也这么以为。仿佛当众接受小费。心里别彆扭扭的。暗想我是送客，又不是杂役啊！

坐在回家的计程车上，我撕开了那封口的信封──却并非美元或日元。而是一双灰色的男袜。

我不禁徒自的失笑……

至今，一到秋季，我仍常穿它。

日本袜子就是经穿。这一点不承认是不行的。

池田老先生回到日本不久，便给我写来情深谊长的信。他的汉字写的很有特点，方方正正的，隶书笔体。以后，每至新年前几天，我都会收到池田老先生寄来的贺卡。贺卡上总是写满了他那方方正正的的隶书笔体的字。他们记得我儿子和妻子的名。贺卡上总不会忘记对我儿子和妻子的祝福，又总是少不了这样一句话──“我虽然又老了一岁，但还在为增强日中友好做着力所能及的事。”

可是我一次也没给他回过信，一次也没给他寄过贺卡，第一年第二年收到他的贺卡。以为不过是日本人的礼节。但是第三年第四年直至去年，年年都收到。已有七八份。它们在我心中就渐渐沉甸甸的了。哪怕完全是一种礼节，对这种礼节的顾全态度，在我们中国人之间也是不多见的。何况我已经不将那些贺卡仅仅当成礼节，而开始视为真挚的友情了。真挚的反意词是虚伪。人不太可能将一种虚伪延长七八年之久。我足中国的普通公民，他是日本的普通公民，正如我对他无所求一样，他对我也是无所求的。生活在两个国家里的互无所求的男人，这一种友情是值得珍视的。池田老先生是很珍视了，我也要像他一样珍视起来。今年我一定要买最美的贺卡寄给他。并写上对他和对他夫人的衷心祝福……

彬本达夫先生我结识的第二位日本人，是早稻田大学的彬本达夫教授，名副其实的正教授，不是那个冒牌的“梁晓声”所自我吹嘘的什么正教授。彬本达夫先生还是早稻田大学近当代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他译过我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父亲》、《母亲》、《黑钮扣》，皆发表在《当代中国文学季刊》上。我们的交往当然是从他译我的小说开始的。而我见到他是在一九九二年或九三年。他来北京参加“老舍作品国际研讨会”。“我是中国方面正式邀请的唯一的日本代表”──他在电话里这么对我说，语调中充满着自豪感。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他愉快地答应了。

他来那一天我在中国儿童电影製片厂门口迎候他，却没想到他是乘公共汽车来的。那一天极热，太阳很毒。这他可就自找苦吃了。又提前一站下车，在太阳的暴晒之下走了二十多分钟。

我见到的是一位斯文懦雅的日本男人。看去完全不像五十五六岁，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五六岁，四十八九岁的样子。穿一件白色的绸质的拉链衫。襟怀敞开着，内里是圆领背心，肩挎一个旅行兜。就是被我们中国人叫作“马粪兜”的那一种。手里攥着手绢儿，一边匆匆走一边不停擦汗。他使我联想到一位从外地，从南方某地到北京开会的语文教师，他的衣着也随便得不能再随便。

完全是凭着一种直觉，我认定了从远处匆匆走来的他便是彬本达夫先生，于是迎上去……

“你怎么会一眼就看出是我？你也没见过我的照片啊？难道我这样子还不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男人么？”

他“友邦惊诧”了。

我笑了，说：“别人告诉我，日本人走路，都像在赶时间一样急急忙忙的。”

他也笑了，连说：“对对。”──低头看了一眼手錶：“还好，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提前三分钟。”听他那口吻，仿佛如果迟了三分钟，就必促成什么大错似的。

我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不乘计程车？

他说：“在中国，我当然更喜欢像普通的中国人似的挤公共汽车。那种感觉对我很重要，机不可失。”

和我一起走着，他也走得很快。快得我有点儿跟不上他的步子。

我说：“我家不远。”

他歉意地说：“那么我是应该走得慢一点儿。”

然而我发现他似乎不会慢走。或者太不习惯于慢走。上身微微向后倾，仿佛企图牵制住一条我所看不见的大狗，而它带着股蛮劲儿企图挣脱了往前冲。

当时谌容大姐正坐在我家里。她那一日为了什么事儿到北影，顺便来我家坐坐。

走进我们童影宿舍楼的院子，我才告诉彬本先生家中还有另一位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