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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中，朋友的语调拖得很长很长。

隔十几分钟朋友又打来了电话，说那人非常尊重孩子们的原则性，愿意接受孩子们的任何方式的资格审查，问哪天可以接受面试？我捂住电话，唤来儿子，没好气地说："一件小事你也不能帮爸爸顺利地办成！你看你们搞得这个复杂劲儿！你替你们那些核心成员预定个日子，哪天？"儿子说："嫌复杂？嫌复杂就拉倒！是你们大人找到我们头上的，又不是我们主动找到你们大人头上的。"我说："别贫嘴，问你哪天！"儿子想了想，说："那就星期六吧。星期六我们下午没课。"我接着问："在哪儿？"我说："乔老师，真是抱歉得很。这么一桩小事，还劳您亲自来一次。按说我们应当替您要了，给您送去。"他说："没什么，该来的。我家离这儿不远，就住小月河那边儿。远了我也不知道这儿还有些为一隻小狗向大人们宣战的孩子。孩子们越认真，我心里越高兴。从小就玩世不恭，对任何事都一副痞子态度的话，咱们中国可就没什么大指望了。别说搞社会主义、搞改革不行，搞资本主义也不配。资本主义的历史，可不是一部痞子的历史，是几代最讲认真二字的人共同创造的历史。我的兴趣不在狗身上，我的兴趣在孩子们身上，我实实在在地是对他们慕名而来的。"我望望朋友，心中暗吃一惊。话题一过分的严肃，我这人常常就不知如何与人继续交谈，只有沉默的份儿。窃以为对于几个孩子，包括我的儿子，为捍卫一隻小狗而向大人们公开宣战这件事，是不可过分鼓励和夸奖的。但是出于礼貌，我们报以微笑和点头，毕竟，老先生的话不无道理。朋友却附和道："言之有理，言之有理。难得乔老师有这么一颗忧国之心。"冉的父亲摆摆手，仍以那么一种自谦的口吻说："耻谈忧国，耻谈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