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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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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山忙活了几天，战利品只有卫生厅挤出来的六台旧电脑。

在这个垂直结构、组织严密、等级森严的社会里，一个个体人的力量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晚上回到家，张春山这样回答女儿和女婿的询问：“他们都认为我是那个喊狼来了的放羊娃。这一点没什么变化。他们犯了一个错误，误认为狼只会吃掉放羊娃。轻敌是要付出代价的。你妈英年早逝，就是因为我们轻视了病毒性流感。怎么办?我们要继续喊叫。我们必须喊，因为要来的不是狼，而是SARS。”

此时，胡剑峰已经通过香港的朋友了解到，至少加拿大、新加坡和越南的首例SARS病例与中国广东的非典有关。二月二十一日，广州中山大学一位姓刘的教授，到香港参加一个婚礼，入住九龙京华国际酒店房间。二月二十二日，刘教授在香港发病，在香港广华医院住十三天后死亡。香港的流调人员已经查清，这位刘教授在京华酒店与加拿大、新加坡和越南的首例SARS病人同乘一部电梯时，曾经发生剧烈的干咳。香港卫生署即将作出结论：这位来自广州的刘教授，就是香港SARS疫情的源头。

张春山决定利用已经挂牌的省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名义，先对平阳的五家三甲医院和平阳医大的病毒学研究所摸摸底，看看这些医疗机构具不具备抗大疫的能力。

第一站到了病毒学研究所。一周前，在张春山的鼓动下，研究所成立了一个SARS病毒研究小组。张春山和胡剑峰一到研究所，年轻的所长王建龙就说，“张老师，诺贝尔奖金我们连梦的资格都没有。”

胡剑峰问，“连梦都做不成?”

王建龙说，“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呀。我们有的只是设备和干劲。目前，我们对SARS的病理、病状等情况的了解，仅限于公开媒介上那么一丁丁点。张老师，北京的非典研讨会，我还是从你嘴里知道的。SARS到底是衣原体还是新的病毒引发，网上也在争论，权威专家们也在争论。张老师，咱们所是想插手也插不进去呀。”

张春山问，“广东那边有没有机构想跟我们搞搞合作?”

王建龙说，“张老师，你当过学部委员，又是两院院士，咱们科技界的痼疾，你比我清楚。喜欢单打独斗的多，具备合作精神的少。我怕电话里说不清楚，又显不出诚意，专门派了两个人去跟他们谈。昨晚他们两手空空回来了。一家说，我们的技术力量已经足够。另一家说，非典很有可能只是一种地方病，平阳在干燥的北方，你们研究这种病没有意义。后来，他们去一家医大的附属医院，想要一小块已病死的非典病人的肺部切片。人家说，这种病传染性很强，去世的病人都按规定马上火化了，那些肺早就不存在了。防我们跟防贼一样啊!诺贝尔医学奖，中国人怎么得?张老师，我只能向你保证：一旦咱平阳也有了这种病，我们一定全身心投入。只是可惜了这些设备。”

张春山看看试验室的设备，无言地走了。

第二站，他们到了省第一人民医院。

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是法国人办的一座教会医院，已经有八十五年历史，是平阳市历史最悠久的医院。因为她独一无二的历史、地处市中心的区位优势，再加上她三十八年为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提供保健的经历，使她在平阳市的医院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五年前，第一人民医院的年收入已经突破亿元大关。张春山知道第一人民医院的重要，他想，如果这家龙头医院做好了迎战SARS的准备，自己的担心也就多余了。全省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再加上一千二百个病床床位，足够应付一般的危机了。

第一人民医院的现任院长钱东风，1975年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入平阳医科大学学习心血管专业。此前，他在插队的跃进大队做过两年赤脚医生。1985年，他开始读在职博士。1988年，张春山作为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认为钱东风的博士论文东拼西凑、毫无新见，细究还有抄袭之嫌，导致钱东风没有戴上博士帽。这些陈年往事，在得知张春山要来医院检查防急性传染病的消息后，又一次让钱东风感到了心痛。钱东风自认为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可为什么就忘不了这些事呢?

钱东风得到报告后，默想一会儿，对林副院长说，“整天吵吵着机构改革，衙门是越改越多了，什么时候又冒出个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老爷子不是要到南山采菊了吗?怎么又出山当了控制中心的名誉主任!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千年都说归隐是一种人生的最高境界，可真要被放逐了，又有几个能耐住真寂寞?我听说老爷子举贤不避亲，推荐了自己的女婿当了控制中心的副主任。”

林副院长对院长的历史当然不陌生，紧接道，“衙门倒是个副厅的衙门。可是，也是个清汤寡水的衙门。我听说上面一年给的经费，只有几万块钱。这点小钱，能办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肯定是听了什么非典的传言，想藉机会，让大家知道知道这个单位的存在吧。院长，我看就用不着你亲自出面了吧。”

钱东风说，“也好。什么都不用准备。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他想看什么看什么，你带个耳朵听就是了。张老爷子最讲实事求是。”

林副院长答应一声，朝外走去。

“慢!”钱东风突然改变了主意，点了一支烟深嘬一口，幽幽地说，“鸡走鸡道，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