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的鼎盛时期宋代

到了宋代的时候，中国风水发展到其鼎盛时期，后世有关风水的理论、范畴乃至流派差不多都是在宋代时得以确立的。本文在对宋代风水对于中国风水史上地位的简要勾勒基础之上，拟通过对宋代皇室风水状况、士大夫阶层对风水的态度和争论、民间风水状况以及风水典籍的修撰情况，来对当时宋代风水的全貌做一个初步描述。

以往世人对风水的研究和探讨，常易陷入其科学与否、应验与否的二分法判断争论中，而我们在本节中就尝试跳出这一传统的研究模式，而使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等相关理论对宋代风水进行心理和社会的功能解释，并通过对于风水体系其本身的内部整合与外部调适的探讨，来初步展现宋代风水对后世的影响，其中包括其吉凶判断体系所形成的文化魄力，对中国百姓深层意识结构的塑造作用。

宋代易学名家辈出，陈抟、邵康节、朱熹以及蔡元定等有名的易学家都对风水进行了阐释和认定，且有一些风水著作相继出版，宋代的风水大师也特别多，赖文俊、陈抟、徐仁旺、吴景鸾、傅伯通、蔡元定等都很有名，从而出现了以江西形法派和福建理法派为两大主体的风水学理论体系。

宋徽宗十分相信风水，他原本没有儿子，后来有一位术士告诉他说：将京师汴京（今开封）西北隅地势加高数倍，就可喜得贵子。于是宋徽宗就命人照做，果然得子，他因此更信奉风水，又命人择宝地修筑“上清宝篆宫”，但此行为劳民伤财，令国库空虚，以致政权衰败。

北宋的帝王陵墓，从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永安陵算起，至哲宗赵煦的永泰陵止，共计有八陵，集中于现河南巩县境内洛河南岸的台地上。

该陵区以芝田镇为中心，在相距不过十公里的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陵区。

北宋王朝建都汴京，为何皇帝陵区却设在巩县，远离京师汴京呢？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巩县这里山水秀丽、土质优良、水位低下，非常适宜挖墓穴和丰殓厚葬。且陵区南边有嵩岳少室，北边有黄河天险，真可谓“头枕黄河，足蹬嵩岳”，故被风水家视为“山高水来”的吉祥福地。

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其他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建，但宋陵则相反，其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陵台被置于地势最低处。这又是为何？原来，在宋代时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五音，再按音来选定吉利的方位。比如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丙方位，因此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故而造成宋代各陵地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的特点。

宋朝时期的风水选址，除了考虑生态、实利功能以外，还是一门极讲究的艺术，其对环境景观的组织十分重视。因有万物有灵的观念，从而导致了山川自然崇拜，并逐渐发展成为了敬祀天地、日月、山川的重大国家祀典。因人们崇尚自然，热爱自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又指引着人们以人的精神、人伦道德以及社会秩序拟态于自然，并以此来寄托他们的生活理想。故在风水的观念中，常包含着一种追求优美的、赏心悦目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相协调的思想。

宋仁宗时，翰林学士李谐曾言及当时世人的风水观念。《该闻集》记载其语：“大凡置器用之物，犹择其地，况于亲乎？卜之者虑坎穴之下有涌泉伏石之类耳，非绕侥幸求福也。据阴阳家流，以地平坦为上，其次东南倾，西北高。倾则水顺流而不拥，高则冈绕抱而不缺。斯大概也，顺之则吉，逆之则凶。”

大费周章地选地是为了求吉。沙阳人叶隆吉年轻时寻求阴宅葬父，有个叫林理的人告诉他说距县城五里，有一座罗源山，山中有吉地，其有诗为证“卧龙欲腾头角起，乃安龙头案龙尾。申酉年中桂枝香，子孙折桂无穷已。”叶隆吉对此感到很惊奇，说本朝历来都是辰、戌、丑、未年为廷试，这里怎么说申、酉年及第呢？林理说这是按五行推算而得的。后来，朝廷以寇难多事，故将廷试移到戌、申年，叶隆吉果然登科，他把这完全归功于葬地选得好。

葬地的好坏，被认为与吉凶祸福有关。宋人认为不宜在旧坟地下葬。钱希白《小说》中记载：宋初时，钱文炳的妻子死去，因为钱文炳从小精于相地术，于是就在报恩院侧的松林中选得一穴，但是有个僧人告诉他说这里已有古圣贤葬于此，因此不可重新营葬。不过钱文炳不从，掘地时发现数重石板，石中突然飞出一枚黑蜂对着钱文炳的右眉一螫，钱文炳很快头肿如斗，当晚身亡。有人解释说，这是尧时由余氏的墓，是动不得的，动则有凶。宋人由这个传说，推出几位圣贤旧墓，都不得触动，否则有祸临头。

但是风水宝地不是时时都会对人施以福佑的，这要等待机会。宋洪迈在《夷坚志》中对叶丞相的祖宅做过这样的叙述，说仙游县叶氏家族共有一百多户人家，都同住在一个村子里，并且此村有群山环侍，如屏似障。绍兴风水师罗正甫认为此村为吉地，当出宰相，但是由于有山洪倾泻，非要等待数年才会有大贵出现，后来，叶子昂当上了丞相。

风水宝地固然好，但也不是人人都可以享受的，因土地各有其主。

《夷志坚》中叙述陈魏公父墓时说道：福建莆田有一块富民的葬地，富民葬于此处的，子孙常都生病。有个风水师说，应当卖掉这块地才能断除病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