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阴影里的祖宗

了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而这些事情，都得由朱元璋圣裁。

朱元璋乃最底层的草根出身，讨过饭，当过和尚，对如此之多事必躬亲的政务，也许并不觉得有多么麻烦和劳累。但等到朱元璋过世，他的已然由凤阳乡巴佬一跃而为金枝玉叶的皇子皇孙们，根本不可能像这个凤阳老农民看家护院那样兢兢业业地看护朱家的天下了。一旦这些继承者们也要像朱元璋那样事必躬亲，他们必将天天陷入永无休止的文牍之中，皇帝必将成为帝国最辛苦、最没有私人幸福生活的“劳模”，这显然不是朱元璋的继承者们所乐意做的。这个前提之下，内阁和太监的重要性就呼之欲出了。

内阁就是皇帝的秘书机构，那些称为内阁大学士的文官，究其实质，就是皇帝的秘书。论品级，内阁大学士为五品，而六部尚书一般为二品，二者相差好多个等级。朱元璋时代，这些内阁大学士的确只能算是为皇帝提供服务和参谋的秘书，顶多算是顾问——皇帝遇到不清楚的事情，可以随时问问他们。皇帝要批示的文件太多，忙不过来，就由皇帝口授，内阁大学士们记录下来，这就叫“传旨当笔”。那时候，由于皇帝事事关心和精明过人，内阁大学士在帝国政治生活中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

朱元璋这个凤阳农民建构他的朱明帝国政治体制之初，大概也就是想通过皇帝在内阁大学士们的参谋与顾问之下事必躬亲，从而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以避免历代都有的丞相坐大、威胁主上的局面。但是，正如西谚所说，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一样，内阁体制不久就因朱元璋的继承者们自身的原因而渐渐走样。就好比一个接一个地照猫画虎，到后来就会出现离虎的真实面目相差得不可以道里计的结局。

内阁权力的坐大，根本原因在于皇帝不懂政事或是疏于政事。朱元璋以后，多数皇帝基本取消了一日三朝的坐班制度，不要说一日三朝，有的甚至几十年就根本没上过一次朝。不少朝廷大员在中央政府当了半辈子官，连皇帝长得啥模样也不清楚。皇帝和要员们不见面，政府又该如何运作呢？原来，内外的一应奏章，先由内阁大学士们审阅，并在一张小签条上写出他们的意见附在奏章之后，送进宫里供皇帝参考，当时称作“条旨”，又称“票拟”。皇帝亲自看过并参考之后，把内阁大学士们写的条子撕了，亲自用红笔批下正式的谕旨，称为“批红”或“朱批”，再由太监送到内阁交付执行。内阁拥有了为皇帝草拟批示的权力，其影响自然不是朱元璋时代的秘书加参谋可堪比拟，再加上明代中后期的几任皇帝都沉溺酒色，大多不理国事，内阁的地位就更加显赫。到了后来，当皇帝们连批红的兴趣也不复存在，而是改由秉笔太监代他执笔时，这样，太监也渐渐接近了权力的中枢。太监一旦和内阁勾结起来，许多暗无天日的勾当就能够以皇帝的名义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施行。

据说，朱元璋在位时鉴于历代太监干政带来的无穷恶果，曾专门铸了一块铁牌，告诫他的继承者们严禁太监预闻国事。他本人在位期间，太监的确毫无政治地位可言。但耐人寻味的是，他此后的所有继承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和太监有着不解的“缘分”，而且，中国历史上太监为患最严重的时期之一，也出在朱元璋不许太监干政的大明王朝。

传统既是一道看不见的藩篱，也是一种难以解脱的惯性。崇祯登上帝位之前，大明帝国积重难返的危机就早已存在。他要面对的，不仅是炙手可热的权力，更是深远沉重的传统和传统之中的祖宗——祖宗代表着不可逾越的制度、规矩和惯例。这群阴影中的祖宗，与崇祯关系最为密切的当数他亲爱而古怪的祖父万历（神宗）。

大明十六个皇帝中，万历以消极怠工所创下的二十多年不上朝、不和大臣们见面的纪录而闻名于世。有人认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历史学家黄仁宇甚至为明朝灭亡的最初崩溃作了精确的时间判断：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他写道：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乃是一种高屋建瓴的高度概括。如果从更细微的方面入手，我们可以发现，大明的灭亡，的确是在万历这位有着一个叫作“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的谥号的统治者那里露出苗头的。大明王朝的生理病变，也就是在这位明朝诸帝中御宇时候最长的皇帝手中开始癌变并导致最后死亡的。

具体说来，着名的梃击案便预示了病变的来临：

那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正当北京城的士庶都在为端午节而忙碌时，一个手持枣木梃的中年男子不知怎么就混进了东华门，溜进了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守门的是两个鸡皮鹤发的老太监，急忙上前阻挡。中年男子左右两下，几棍子就把两个老太监打得趴地不起了。之后，他竟然从容地径直闯进宫中，一直冲到正殿前才被闻讯